寻找“解药”：清代瘟疫中的医方流传( 二 )

与此有所不同的是，民间慈善救济组织、士绅、百姓以至不少医生编撰、刊印和传播的瘟疫方书并不限于少量名人名著，而是多种多样，且数量远超过官方机构出版的方书。甚至可以说，在疫情严峻或病人病危的情况下，凡是有可能预防感染和治疗疫病的医方都可能被挖掘出来加以扩散，哪怕是贴符念咒，以及通过祈禳或求神仪式获得的“乩方”、“仙方” 。像在靠近或接触感染者时往鼻孔中涂抹麻油可以避免被传染的说法，自从杭州医家赵学敏收录在其编辑的方书《串雅外编》（成书于1759年，收录了大量民间走方医经常使用的疗法）以后，就不时被人提起或加以改造，以至广传于坊间。二

当然，无论是官方认可或推广的医方，还是民间流传的医方，其效果都不可一概而论。名人名方的可信度虽高，但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任何时候都百分之百有效。乾隆五十八年（1797年），北京发生瘟疫，人们参考晚明时期著名医学家张景岳和吴又可的作品，使用他们曾经用过的医方进行治疗，但是效果并不好。而从安徽桐城来的一个医者用重剂石膏将官员冯应榴的小妾治好了，消息传开，很多人开始用此医方，效果很好。大家对此都很不解，大学士纪晓岚也感叹“不知何以取效如此” 。不仅如此，民间流传的各类医方以至所谓的“验方”、“偏方”等，常常受到精英阶层特别是正规医生的怀疑和批判，但在历史上，其实不少医方在救治疫病中也具有显著效果，能够起到防疫的作用。江苏常熟有一位名叫陈坤培的喉科名医，他的医方很有效，但他不轻易外传这些医方。后来，他的女婿严幼岩得到了他收藏的方书，而严幼岩的邻居、曾做过刺史佐官的俞养浩有幸看到了此书。原来，该书的作者名叫杨龙九，少有人知。俞氏说该书“帙如掌，蚕眠细字，纸断烂” ，开本小，字体小，还有些破烂，而校订过此书的王景华说“其文义舛谬，方名怪特，一似铃医所为” ，也就是书中有不少错乱，医方名称也很怪异，像是民间走方医的作品。 1901年至1902年，苏州及其周边地区爆发喉疫，形势严峻，俞氏参照此书中的医方制药救人，结果“辄验” 。于是，他请来两人校订此书，并在他人资助下将该书重新出版，加以推广。

从知识来源看，大多数在疫情期间新出版的瘟疫方书中的医方大致有四种来源：古今医书，家传医方、民间口耳相传的医疗经验和新创医方。对疫情防控而言，前三种都属于已有的医疗资源，第四种所谓的“新创”也并非颠覆式革命，而是一种“继承式创新” 。一般来讲，当瘟疫爆发，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发掘以往有效的医方来治疗疫病。不过，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在参考使用一些医方或方书时，都会不同程度地产生“路径依赖”问题，即有意或无意地拘泥于一些他们认为“标准化”、“通用”的医方，对不同的或新的病症的敏感度不足。比如，晚清时期，湖南浏阳医家张绍修以擅长治疗喉疫（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而闻名，他编撰的方书《时疫白喉捷要》流传颇广。许多人（包括医生和患者）记住并在亲友中传播书中的一些医方，在喉疫爆发时遵照这些医方进行预防和治疗，但很多人服用后并没有好转甚至导致病情加重，因为大家一开始没有意识到，烂喉痧（西医称为猩红热）和白喉虽都是喉疫，但它们具有十分相似的症状，而张氏的医方是专门治疗白喉的，且偏重使用寒凉药物，对其他喉科疫病特别是烂喉痧并不一定有效。

“继承式创新” ，主要是指面对新型疫病或新的疫病症状，人们在原有医方基础上加减药味、份量等，从而形成新的医方，这是当时较为普遍的应对方法。晚清时期，湖北地区瘟疫流行，许多医生根据病人“先痢后吐，厥逆转筋”的症状，认为这是霍乱，因而用苦寒类、芳香类的药物治疗，或者用针刺疗法治疗，但是，这些方法都未取得显著的效果。湖北汉川一位懂得医学的士绅田宗汉认为“先痢后吐”并非霍乱的典型症状，他主张用治疗伏阴的方法应对疫病。他仿照散见于《伤寒论》、《金贵要略》中的一些医方，加以损益，经过多次试验，果然有效。于是，他将这些医方编入自己曾经的《医寄》一书中。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广东、福建、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相继发生瘟疫，大多数医生还是用治疗霍乱的方法应对疫病，结果都没有疗效，而田宗汉用自己悟得的方法治疗病人，结果“全活无算” ，当地的缙绅乡耆见状纷纷捐资，希望田氏将自己的方书出版，推广这种疗法。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