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崖之案”，看晚清的社会危机( 二 )

张积中在其中的作用就张积中而言，这时他在山上已经相当于精神领袖的存在，随着后期山寨人员增多，日常事务他很可能不会亲自参与管理。这些事在发生前很可能他并不知情，他自己也说“又有匪徒籍我之名,四出焚掠。 ” 但是这个“又”字，说明即使在行动前他不知情，行动后他也有耳闻，却并没有加以整顿。还有一种可能，张积中到后期已经对山寨失去了实际的控制，这点在事后的奏折记录中也有提到“奈及门桀骜之士遂邀不逞之徒,劫我主盟,苟全性命,禁之不得… …徒拥虚名,非能自主。 ” 就算如此，作为山寨名义上和精神上的领袖，张积中显然还是要负领导责任。到这里，结论应该比较明显，山寨确有违法行为，又对官府采取对抗态度，就算还没有明显的谋反举动，在官方看来，也大有这个苗头，对山寨用兵，显得合理合法。黄崖之案，最后演变成一场杀戮，令人叹息。在事变的背后，有其发生的背景。

黄崖之变的深层原因，是从咸丰到同治期间社会变乱而引发的秩序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在同治三年刚刚被平定下去，余波未息，这一时期捻军还在活跃，社会仍旧处于动荡之中。一方面，是民间的人人自危，纷纷结社互保。从咸丰到同治年间，自然灾害的频仍，又促使流民和附近民众聚集到黄崖山这样的地方。如1855年的黄河改道， “黄河连岁溃决，饥民亦数万。 ”1856年，肥城等县又遭受旱灾、蝗灾， “死者枕藉” ， “道殣相望” ， “五谷不登，人相食” ， 1859年，又是大旱之年， “麦无收，秋禾减产” ，这些自然因素，促使附近民众聚集到黄崖山抱团自救。另外，兵乱仍未平息。这一时期，除了太平天国余部和捻军，仅山东民间就有长枪会、黑旗军、邹教军等数十股大大小小的民间武装。他们的行为捉摸不定，聚则为匪，散则为农，一旦啸聚，大多会与政府进行对抗。有对抗就有冲突，冲突则再次加剧了社会恐慌，又为黄崖山这样的地方团体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兵乱、匪乱对社会形成强烈冲击。出于躲避乱世的目的，也促使民众聚集到黄崖山，并且武装自己以求自保。这些现象，不光存在于山东这样的北方省份，原本富饶的江南，更是一片凋敝。如浙江省长期处于战火之下， “肃清之后，流亡复业者几于十不存一”；省内湖州府的长兴县，战乱之后 “民物凋丧” ，而田赋之收入仅存十分之四。社会凋敝，又为动乱滋生提供了温床。人们聚集到黄崖山，除去张积中讲学的影响，也正是出于以上的心理。

与民间反映相对应的，是官府的提心吊胆和小心翼翼。民间的躁动并不是只有黄崖山，从北到南， “劫夺频闻，强占田宅，并造有会馆” ，社会秩序凌乱。再加上战乱之后藏身民间的“流匪”和被裁撤的兵勇，这些人习惯了战时的生活，要他们再回去种地，实在勉为其难，于是“所在盘踞，欺压良民，乘机滋事” ，也时有发生。对官府来说，从中央到地方，一致认为“若不豫为防范，必至愈无忌惮” ，这种形势下，对可能的叛乱苗头必定从严惩处，像黄崖山这样公然搞对抗，拒绝沟通，更是给官方以口实，举兵攻打，更加没有顾忌。天下大乱后，官府对地方秩序高度关注。如同治九年，在浙江乌程县发生过一起“匪乱” ，官府抓获了以归安人王德清为首的一批所谓“教匪” ，最后查实下来，只是六十三岁的老人王德清，邀请了六七个人一起诵经，以讹传讹，传成了教匪。审讯过后， “首犯”坐牢半年，其他人都被释放。即使这样，官府也认为并无不当。 “湖州兵后，愚民无知，多畏祸求福之心，而不肖者遂不免藉茹素诵经，三五成群，惑人耳目，虽无违悖不法，而渐不可长。 ”

再如同治十年长兴县发生的建平匪乱，事后官方的记载里说 “探闻广、孝交界山岭之中，或百人，或数十人，揭竿而趋广建者不少，建平已有匪人入城抢掠，广德亦有匪踪” ，搞得长兴县城内人心惶惶，百姓开始逃离，进而影响到府城湖州，加派军事力量严加防范。官府的反应相当迅速，朝廷始终从地方各级的汇报中掌握事件动向，并且颁下谕旨，以五百里加急的方式传递到湖州，给予明确指示，要求三省巡抚和两江总督曾国藩共同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