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崖之案”，看晚清的社会危机

从同治年间山东大案“黄崖之案” ，看晚清的社会危机黄崖之案同治六年，在山东肥城、长清间的黄崖山上，发生了一起规模颇大的“匪案” 。扬州仪征人张积中，因为躲避战乱，在咸丰十一年时候来到黄崖山上研学。张积中在学术方面颇有成就，许多人慕名而来，他也来者不拒，开门讲学。时间一年年过去，因为生活、学习以及其他原因，聚集到黄崖山的人越来越多，引起朝廷注意。人员成分复杂，必然导致不稳定因素。不久有人举报，黄崖山聚集匪类，图谋造反。山东巡抚阎敬铭派人上山查实，官府人员遭到围攻，官员随从被杀。阎敬铭想要与张积中谈判，但没有得到回应，于是判断山寨造反，发兵攻打。黄崖山寨被攻破，张积中带着200余门徒举火焚，寨民被杀超过2000人。这是黄崖之变的大致经过。

黄崖之案，扑朔迷离，官方和民间互执一词，清朝官方坚持山上张积中等人造反，民间却对张积中和黄崖之众普遍报以同情，认为这是一起冤案，真相到底如何？黄崖之案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张积中到底没有造反。如果张积中确实造反，那么官府法理正确，军事行动师出有名。如果张积中没有造反，阎敬铭攻山就没有法理支持，大肆杀戮更加显得残忍非常。张积中是否造反张积中有没有造反，先从他的出身上来看一看。张积中本身所处的阶层，是官绅阶层。他的堂弟张积馨当时官至陕西巡抚，哥哥张积功父子在临清知州任上与太平军战斗中殉国。张积中本人的儿子张绍陵还是长清的候补县令，张积中之所以来山东，也是因为表兄吴载勋在山东当官，有个依靠。张积中的直系亲属，很多都是官场中人，甚至包括了他的儿子张绍陵，从家庭出身上看，他似乎没有要造反的理由。那么张积中本人有没有造反的意愿呢？张积中是个学者，他是太古学派的北宗领袖。太古学派，是个儒学学派，又掺杂了一些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在内，它产生于嘉庆年间，是儒家众多派系之一，讲究的是“教天下”和“养天下” ，它从来就是光明正大讲学，不在官府的防范范围之内。张积中到了黄崖山之后，也和以前一样，开坛公开讲学，也不躲避官府，无论是谁都能去听，路过山东的学者，也经常会去黄崖山拜会一下张积中，小住几天。由于“教养天下”理念的影响，张积中命弟子“山上设粥，山下设汤，凡入山避难者，皆得饮食。 ” 此外，他还在山上设医药局，施药治病，远近民众“受其惠，归附益众。 ” 从张积中的行为上看，施舍穷苦百姓也符合他“教养天下”的教义，并且这一切都是公开的，也没有听说他有什么不轨的阴谋，找不到他要造反的意愿。

山寨的武装虽然张积中本人身上未必有造反的意愿，但在山寨人数越来越多后，黄崖山人众确实行为失当，给了官府以口实。树大招风，随着来到黄崖山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张积中本人又不过问，对来者不加限制，难免鱼龙混杂。人多了需要秩序，张治中招募人员负责维持秩序。不过在人员选择上，他并没有什么要求。对于来投奔的民众，他也不做选择，来者不拒，按照他的说法，是众生平等，不分贵贱。这样做，必然导致队伍成分复杂，容易被人利用。当时天平天国虽然被镇压，捻军还在活跃，民间更是有不少土匪武装，时而骚扰乡里。山寨于是购买武器，训练人员， “益市弓弩、兵仗,习战事” 。这实际上就是当时民间常见的团练武装。团练武装并不在被禁止之列，不过有个前提，需要到官府报备，得到政府认可，但山寨并没有得到这个许可，也就是说，在法律上，它的武装确实属于非法。

授人口实除了非法，山寨还干出了更出格的事——骚扰乡里。根据《肥城县乡土志》记载，附近的东张庄有个武生王宗淦在当地训练乡勇，山寨的人想拉他入伙，王宗淦不肯。同治六年九月，山寨武装放火将王宗淦家烧毁。（宗淦）出家资练乡勇,备战守。积中党屡次诱引,终不从。至同治六年(1867年)九月,积中将起事,先纵火焚宗淦宅。 ” 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山寨自卫的范畴。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一起谋杀案。同治四年，在临近的山东益都县破获一起谋反案，首领供称同党与张积中结盟联络，共同举事。事关重大，为了稳妥起见，山东巡抚阎敬铭派长清知县陈恩寿、肥城知县邓馨、省城巡捕官唐文箴等官员上山找张积中对质。山寨采取的态度是加以对抗，聚集人员追逐官员，并导致陈恩寿一名随从被杀。 “该员等守至夜间,适在山庄居处之候补知府、前任济南知府吴载勋为张积中姨表兄弟,仓皇移家出山。并闻山上洶洶聚人。该员等见事已变,乘夜逃出,竟有多人追逐,陈恩寿尚有家人一名在后,即被杀害” 。官员的随从也是公务人员，这是明显的对抗举动。事已至此，已容不得阎敬铭不出手，发兵攻打山寨已势在必行，否则被人告发上去，他的前程也将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