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好医护人员，是SARS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事( 三 )

多伦多地区的新增病例，在4月底本来已经基本控制，但到五月中旬又开始扩散 / Investigation of the second wave (phase 2)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in Toronto, Canada. 多伦多的SARS疫情在早期没有快速鉴定的方法，因此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传染。而医生与患者、其他人的密切接触，又再次传染。同样发生了医生因压力过大要求辞职的情况。而离疫区广东最近的大城市香港，有1755人感染，包括386名医护， 299人死亡，其中医护人员8名。 SARS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可能就是我们对医护人员健康、心理、压力等各方面的忽视，最终都让我们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小汤山模式，成功保护了医生 SARS袭来时，我们的一线医务工作者就是暴露在这样的危险中：因为工作时间长，汗水常常浸透防护服，从而影响防护效果；是否会感染病毒，也跟自身抵抗力有关，而为了对抗疫情，长时间工作、带病工作、高龄出征的医护人员们，都身处在巨大的风险中；为了赶抢救时间，口罩不小心脱落、防护不到位等，都加大了医护人员的感染概率[14] 。即便是那些没有感染的医护人员，一边要冒着生命危险救治病人，一边还要忍受他人的另眼相待，情绪非常容易崩溃[15] 。

急诊室的医生通常要面临巨大的救治压力和任务，而传染病爆发期的医护人员更是如此 / 纪录片《急诊室故事》当然SARS时期医生面临的困境，并不只是疫情突发、传染性强的后果，而是之前漏洞和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当时本来打算以大型综合医院为接诊的主力，确诊病人再转去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可这个安排有一个问题，在当年，很多综合性医院根本没有感染科[16] 。原因也很现实，感染科不赚钱。感染科的缺乏，带来的问题不是少几位医生那么简单。当时的市长王岐山就提到，北京熟悉传染病的医护人员只占总量的4.3%[17] 。

2020年1月24日，正在火车站执勤的卫生员。在疫情发生时，拉来的大量医生和工作人员，此前可能极少有面对传染病人的经验 / 希帕图片社没办法，只能拉来外科和内科的医生来救急，这些医生中很多根本没有面对过传染病人，连防护服都不会穿，就这么成了感染对象。甚至连建筑都在和医生们作对，中国很多医院建筑的模式非常紧凑，门诊、急诊、病房相互连通，这就给交叉感染造成条件。而且医院空间本来就少，根本没地方建隔离病房，更别说分开污染区和清洁区了，当时甚至有医院把自行车棚临时改造成隔离病房。潮水般涌来患者，相当一部分没法治愈甚至没法确诊，医生和病人越积越多，交叉感染，使得越来越多的医生倒下。

医生会跟病人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在病毒扩散期间，如果没有做好防护，就可能被感染缓解这个问题的，是小汤山医院。在小汤山，医生们才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和支持。小汤山医院从2003年5月1日至6月20日，共收治SARS患者680例，占全世界发病人数的十分之一。在680名患者中，只有8人死亡，而且6人都是有其他的基础疾病。在医院工作的1383名医务人员，无1例感染SARS病毒，实现了“医务人员零感染率”的目标。如何保护医生，可以说是小汤山医院留下的最宝贵经验。小汤山医院，是在北京郊区用轻型建筑材料搭建的一层病院，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只用了7天时间就宣告完工，分为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在污染区，专职消毒人员每天要对人员、器具和空气进行四次消毒，每隔一周还会出动专门的洗消车为污染区彻底清洗。

用免水洗手液洗手可以帮助医生快速洗手消毒有了足够充足的空间，医生在清洁区也不用担心被病人感染，而且可以按照流程去穿戴防护服。在半污染区，医生要穿戴1顶帽子、2双袜子、1双工作鞋、1副隔离鞋套、2层口罩、1套分身服， 1层“太空服”、1副平光眼镜、2副手套，不允许任何部位皮肤外露。进入污染区，则必须外加1层隔离服和隔离帽，再穿1双隔离鞋套，戴1副护目镜、1副N95口罩、1副手套[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