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龙网

  1. 首页 > 社会 > >

切尔诺贝利的悲剧，一次就够了

切尔诺贝利的悲剧，一次就够了

1986年 ， 位于苏联乌克兰共和国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爆炸事故 ， 大量辐射物质泄露 ， 这些物质所造成的辐射剂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400倍以上 。 据苏联官方统计 ， 在此过程中 ， 苏联政府动用了共计60多万人参与事故处理 ， 爆炸发生后3个月内造成了31名工作人员死亡 ， 此后15年内可以明确由核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60—80人 ， 134人罹患各种严重的辐射疾病 。 然而这些数据依旧是处于争议之中 ， 在绿色和平组织看来 ， 因这场事故而死的人数至少有9万多人 ， 而不是苏联官方声称的4000多人 。 （杨进：《切尔诺贝利悲剧的重新审视》） 事故发生之后 ， 全欧洲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辐射影响 ， 在三十多年后 ，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部分地区的土地依旧存在相当剂量的辐射 。 在谈起切尔诺贝利的时候 ， 人们往往会将其与广岛原子弹相比较 。 与这一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对人类使用核武器的事件 ， 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单次杀伤数量最多的暴力行为相比 ， 切尔诺贝利的事故似乎并没有很多“故事” ， 毕竟它并非一次有计划的人类行动 ， 而是一次出于偶然的事故 。 然而与纯粹的自然灾难不同 ， 切尔诺贝利的主角是人类最先进的发明——核反应堆 。 与地震或是洪水不同 ， 这种灾难类型只发生在二十世纪 。 这是现代独有的人为灾难 。 一方面 ， 切尔诺贝利事故所泄露的核辐射是出自人类的创造 ， 然而它比许多自然事物都更为持久——甚至比人类自身都要持久；在后者的意义上 ， 它成为了人类无法控制之物 ， 成为这个世界自身的偶然性 。 在切尔诺贝利 ， 近代政治哲学关于灾难的观念失效了 ， 在以前我们曾相信 ， 通过合理的组织形式 ， 人类能凭借自己的能力 ， 在由各种暴虐力量支配的世界中建造宜居的稳定空间 。 长久以来 ， 这构成了近代政治哲学的伟大使命 。 而在切尔诺贝利之后 ， 观念从根源上发生了颠覆：我们所建立的世界 ， 或许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

切尔诺贝利的悲剧，一次就够了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旧址 。 视觉中国 资料图 里斯本大地震及其争论 1755年11月1日 ， 里斯本附近海域发生大地震曾在近代政治哲学观念上引入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秩序的断裂 。 地震掀起的巨浪对非洲西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 里斯本受灾尤为严重 。 大地震同时引发了火灾 ， 多种灾害的侵袭在里斯本至少造成了十万人的死亡 ， 同时摧毁了大部分的建筑 。 与此同时 ， 得益于印刷媒体 ， 欧洲舆论界密切关注着里斯本地震的信息 ， “关于里斯本地震的消息使人们在回顾中获得了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经历感受,在这同一世界中所有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受到影响 。 ”（克里斯提安娜·埃费尔特：《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论一场自然灾害的历史影响力》） 里斯本大地震并不只是流传于民间口耳的消遣新闻 ， 它同时在欧洲的知识界引起了解释风潮主要流行的是神学家的观点 ， 即这场地震必须被看做末日来临的前兆 。 这一解释背后是乐观主义的神义论：这个世界存在着不幸与罪恶 ， 但这一切都将导向更高的善 ， 而眼前这个世界已经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那一个 。 因此 ， 需要用更高的理性来看待里斯本大地震 ， 不能将它看做纯粹的灾难 ， 而是这个最好世界中为最终的善服务的必要缺陷 。 蒲柏作诗说道：“凡存在的都合理” 。 在大地震的消息传入欧洲知识界不久 ， 伏尔泰写下《里斯本的灾难》以反驳当时这种乐观主义的神义论论调 。 此后不久 ， 伏尔泰出版了《老实人》 ， 戏谑地挪用莱布尼茨的名言 ， 并更加直接地讥笑蒲柏 。 在伏尔泰看来 ， 这个世界充满着人类所不能回答的问题 ， 充满了人类对之无能为力的偶然性 。 （吴飞：《伏尔泰与里斯本地震》） 这一观点招致了卢梭的反对 。 对于里斯本大地震造成的损害 ， 卢梭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人祸而不是天灾：地震诚然是自然运作所致 ， 然而是人类自己将房屋造的如此紧凑 。 他同时指出 ， 正是因为地震影响的是城市 ， 人们才会予以关注 。 地震时时刻刻在发生 ， 只是当它碰巧发生在人类城市的时候才被叫做灾难 。 言下之意 ， 伏尔泰把自然想的太过残忍 ， 但实际上是他自己将那些原本是人为的灾难嫁祸给了自然 。 实际上 ， 自然界中的地震也是自然和谐运转的一种体现 ， 正如死于自然同样符合着自然的和谐 。 （罗秉祥：《伏尔泰、卢梭对 1755 里斯本大地震的思考》） 然而无论是伏尔泰还是卢梭 ， 他们都共享着一个相同的前提 ， 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秩序的分离 。 伏尔泰所设想的人类社会摆脱了基督教神学设想的从此岸到彼岸的秩序严整的链条 。 其结果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离散世界 ， 其中到处都是毫无意义的灾难 。 对于伏尔泰来说 ， 真正重大的打击不在于这样灾难本身 ， 而是其无意义性：属于自然的事物再也无法为人类社会提供任何启示 。 这种自然与社会的断裂构成了近代政治哲学不得不为之的自我折磨 ， 人类必须自谋出路 ， 不再希冀从自然中获得某种保障 。 卢梭同样意识到了这种断裂 。 而在卢梭看来 ， 自然灾难之所以不会影响那种预定的和谐 ， 是因为在最原始的和谐中 ， 原本就没有“灾难”一说 ， 只因有了文明社会才有灾难 。 在理想的场景中 ， 地震发生 ， 原始人死去 ， 这一切依旧是和谐的 。 卢梭认为 ， 真正称得上灾难的 ， 始终都只有人类自己的所作所为 。 在卢梭这里 ， 我们已经发现了本文的议题 ， 但凭十八世纪的想象力还难以预料到二十世纪这场真正意义上的人为灾难 。 就当时而言 ， 卢梭的这番言说同伏尔泰一样 ， 将自然秩序排除出人类社会 。 区别在于 ， 伏尔泰哀婉于人类文明的脆弱与不确定 ， 而卢梭则批判人类文明自身的腐朽 。 在关于里斯本大地震的讨论中 ， 我们得以窥见近代政治哲学对自然灾难的理解方式：一种外在于人类社会 ， 并与之处于对抗性关系中的事件 。 切尔诺贝利的记忆 维柯曾断言 ， 只有历史的、人为的事物才是可认识的 。 同样失效的还有这一主张 。 在切尔诺贝利 ， 灾难成为了一种难以理解的事物 。 随着HBO新剧《切尔诺贝利》的热播 ， 这一场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的核事故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 这部剧带给人们的惊讶不只在于核辐射的危害之大 ， 同时也有苏联政府在应对灾难时所扮演的丑陋角色 。 4月26日凌晨1点 ， 切尔诺贝利四号核反应堆发生事故 ， 第一时间核电站的主管人员选择瞒报 ， 坚称并未发生泄漏 。 在随后的逐级上报中 ， 官员始终称事故已经在掌控之内 。 苏联官方对此事的第一条消息发布在4月28日晚上 ， 没有提及事故的时间和具体伤亡以及正在扩散的核辐射 。 直到位于瑞典的一家核研究机构检测到切尔诺贝利的泄露 ， 世界才得知这一消息 。 事情并不像戈尔巴乔夫所说的那样 ， “当时我们和其他人一样还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 。 为了在西方世界和本国人民面前维护自身形象 ， 苏联政府隐瞒了信息 ， 直到5月14日戈尔巴乔夫才在电视讲话中向民众告知这一事件 。 （梁强：《切尔诺贝利的政治意义》） 在官方未承认泄漏之前 ， 那些身处切尔诺贝利附近的普利亚特镇的居民 ， 对自己身处的情境一无所知 。 这是一场人类社会所孕育的灾难 ，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 对这一灾难的解释是缺席的 。


推荐阅读


上一篇：这就是亲戚眼中的大学专业！

下一篇：强势回归？传梅根要介入美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