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爱吃野味？来自李时珍的警告！( 二 )

蛇肉从岭南往北便来到以“饭稻羹鱼”著称的长江流域。早在春秋时代，《楚辞·天问》就记载楚人食用蜗牛。尽管今天随着法国大餐的流行蜗牛已经显得不是一种另类的食材，但在两汉时期，这种食俗仍旧被目为异常，所谓“楚越多异食，蛮荒之民，有以山虫为食者，尤喜食蜗” 。至于另一种爬虫蜈蚣（俗称“百脚”），根据《清稗类钞》里的记载，清代道光（1821-1850年）之前，青浦县（今属上海市）有位仁兄就嗜好吃蜈蚣，将其“去其手足与皮”之后“复杀鸡”一起煮之，据说蜈蚣尝起来有类似牛肉或者大虾的味道，只不过大多数人（尤其是女士）实在是望之生畏不敢尝试吧。

蒜香焗蜗牛再往北去。 “熊掌”、“豹胎”是早已闻名中原的美味。三国年间“七步成诗”的曹植在乐府诗就赞美过“鲂䐪熊掌，豹胎龟肠” 。清代的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更说， “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 。熊掌的美味，令得孟子宁愿舍鱼不食。至于豹胎（金钱豹的胎盘），《韩非子》里也有记载，看到纣王开始使用象牙筷子，商朝的重臣箕子就感到害怕， “象箸”自然不能配普通的食物，必然要“豹胎”这样的极品美食才行。如此奢侈无度，是亡国的兆头。

电影《满汉全席》中的熊掌“一掌乾坤” 至于“逐水草而居”的北方游牧民族，餐桌上更是从不缺乏野味。他们发现黄羊（蒙古羚）肉味可口，远胜畜牧之羊之后，开始大规模猎食。元明清三朝代定都于北京，从北疆索贡黄羊形成了惯例。几百年来，珍美的黄羊肉始终在皇家御膳中占有一席之尊，就是驻京的大臣和士兵们也经常能够分一杯羹。明人余继登在《典故纪闻》记载，每年“冬至后，殿前将军甲士赐黄羊、野难、野猪、鹿脯” 。那位大吃货袁枚到达北京后，就为吃到“味绝伦”的黄羊肉而大为满意，感觉是沾了皇帝的光（“余沥还沾圣主春”）。

黄羊有趣的是，野味不但可以当主菜，还可以做调味品。宋代的洪皓在《松漠纪闻》里就说，北方缺乏生姜，每两价格高达一千二百。因此非常珍视，只有贵宾作客时才切数丝放在碟中，以为珍品。作为替代做法，契丹人只能拿出兔子的肝生切，用鹿舌酱拌着吃。这两种野味的口味固重，滋味如何倒也不难想见……

中国人为什么爱吃野味？来自李时珍的警告！。 3 来自李时珍的警告

为什么古人餐桌上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野味呢？“菇毛饮血”的时代，人本就是靠猎取野生动物为食的，当时吃的自然都是野味（当然，早期人类也是野生动物口中的“野味”）。另外，就像宋代的大诗人兼大吃货苏轼在《闻子由瘦》诗“土人顿顿食诸芋，存以熏鼠烧蝙蝠”末尾自注所说的那样，当时在“澹耳（在今海南岛）至难得肉” 。一些地方生产落后，生活条件艰苦，需要以野味弥补蛋白质摄入不足，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生活在极地的因纽特人至今仍然被允许捕杀鲸鱼，也是因为如果失去了这种“野味” ，他们自身的生存都是一个问题。但在古人成功地驯化了一部分动物（“家畜”）作为蛋白质和脂肪的主要来源后，从道理上讲，似乎没有必要再大规模地猎杀野生动物以为口腹之需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在中外的传统饮食中， “野味”反而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东邻日本， “明治维新”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受到佛教教义的影响（吃肉要坠入“畜生道”），除了鱼类之外的肉食受到了日本社会的排斥——但只是名义上的排斥，起码“病人”滋补的时候还是可以吃肉的。由于当时的日本社会不饲养家畜， “野味”变成了主要的肉食来源。 2002年的“大河剧”《利家与松》里，就有主人公前田利家为了招待来客带着随从到深山老林里去打野猪的桥段。当然了， “野猪”不能直呼其名，而要讳称“山鲸”——因为鲸与鱼一样不在禁食之列，另一种野味“鹿肉”也要叫做“红叶” 。为了吃上肉，如此自欺欺人，也算是一个奇景。至于中国，光是在明清的“水陆八珍”说法中就有鹿筋、熊掌、鹿尾、象鼻、驼峰、豹胎、狮乳、猕猴头等野味的身影。民国年间北洋军阀的末代元首， “东北王”张作霖对“野味”的嗜好也很特别——他喜欢吃老虎肉。据说，当时的东北名厨赵连壁精烹的“虎肉烧鲜笋”、“虎肉丸子烧雪里蕻”、“姜丝虎肉炒鲜笋”、“虎肉炖萝卜块”等，都为张作霖所热衷。即使到了今天，不少酒楼、饭店，依旧兼营烹炖昂贵的野味菜谱。吃蛇肉、吃果子狸、吃猫肉、吃鳄鱼肉、吃穿山甲肉、吃猫头鹰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