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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中国人崇拜的龙就是鳄鱼吗？

原始标题——维舟：中国人崇拜的龙就是鳄鱼吗？ 龙一向是中国的象征 ， “中国龙”的说法深入人心 ， 可谓家喻户晓 。 可“龙”究竟是一种什么生物 ， 在自然界中却又找不到对应物 ， 这可算是让“龙的传人”最感困惑而尴尬的事情之一 。 关于龙的原型 ， 历来争论不休 ， 迄今没有定论 。 近代以来对此影响最大的是“古史辨”派 ， 认为“龙”是由多种动物形象叠加而成的图腾符号 。 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通行说法认为它“是以蛇为主体演变而来 ， 并改造鳄、龟之短小身形为蛇状蟠曲腾跃 ， 但龙的头、四足、背棘仍不失鳄、龟（同为鳞介类）的本相” 。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主张“原型动物为鼍（Alligator）” ， 也即扬子鳄 ， 何新《龙：神话与真相》洋洋洒洒论证龙“就是古人眼中鳄类、蝾螈类以及蜥蜴类动物的共名” 。 郭静云则认为鳄鼍并无飞天能力 ， 与中国的神龙崇拜相左 ， 主张“龙”的本源是昆虫 。 另一派学者则否认龙是真实存在过的动物 ， 如民俗学家施爱东在《中国龙的发明》中 ， 认为上古的“龙”是一个集合名词 ， 只能在神话学意义上得到理解 ， 甚至也不能算是图腾 。 马小星《龙：一种未明的动物》则在旁征博引之后得出一个谨慎结论：“龙”在上古很可能确实是存在过的古老生物 ， 但早已灭绝 ， 成了一种“未明的生物” 。 这各家的观点 ， 分开来看 ， 似乎都颇能自洽 ， 言之成理 ， 但合起来则显然矛盾重重 。 真如当年陈寅恪所言 ， 由于古人“去今数千年 ， 其时代之真相 ， 极难推知 。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 ， 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 ， 因而如果不能代入古人“同一境界”的话 ，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 ， 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 当然 ， 这一点极难做到 ， 但如果不理解古人的神话思维 ， 恐怕是无法窥见真相的 。

维舟：中国人崇拜的龙就是鳄鱼吗？

通观文献不难发现 ， 在上古时人们还常常言之凿凿地记录见龙、御龙、豢龙 ， 但到中古时代 ， 这样的记载就越来越稀少 。 这当然可能是这种动物濒危了（如果现实中真有的话） ， 也可能是人们逐渐趋于理性 ， 因而不再把神话生物当现实了 ， 但不论如何 ， 龙在中国文化中的形象仍然无处不在 ， 人们对此是有具体感知的 。 晚至唐宋时代 ， 人们在旱季时还常以蜥蜴求雨 。 唐代有无名氏作《蜥蜴求雨歌》：“蜥蜴蜥蜴 ， 兴云吐雾 。 雨若滂沱 ， 放汝归去 。 ”《全唐诗》注：“唐时求雨法 ， 以土实巨瓮 ， 作木蜥蜴 。 小童操青竹 ， 表青衣以舞歌云云 。 ”这样的仪式在民间延续至宋代 ， 苏轼作《蝎虎》诗讥讽这样向泥偶祈求：“今年岁旱号蜥蜴 ， 狂走儿童闹歌舞 。 能衔渠水作冰雹 ， 便向蛟龙觅云雨 。 守宫努力搏苍蝇 ， 明年岁旱当求汝” ， 意谓如果这能求雨 ， 那外形相似的壁虎岂不也可用以求神致雨？但反过来说 ， 这恰恰可以印证在民间巫术的观念中 ， 蜥蜴是与龙形状相似的同类 ， 符合“相似律”的原则——一如《金枝》所界定的 ， 即“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个东西” 。 事实上 ， 李时珍《本草纲目》注引诸多文献发现 ， 包括蜥蜴、猪婆龙（扬子鳄）、壁虎等一系列动物都因类似的外形并可祈雨而被称为“石龙子” ， 他将之与鲮鲤（穿山甲）、蛤蚧（蟾蜍）同列为龙类九种之一；而扬子鳄至今在皖南南陵、宁国方言中仍被称为“土龙” ， 说明鳄鱼是可以称“龙”的 。 在中古时代 ， 鳄鱼还有一个乍看十分令人费解的称呼：忽律 ， 也作“忽雷”、“骨雷” 。 《太平广记》卷四六四“骨雷”条引唐人郑常著《洽闻录》：“扶南国出鳄鱼 ， 大者二三丈 ， 四足 ， 似守宫状 。 常生吞人 ， 扶南王令人捕此鱼 ， 置于堑中 ， 以罪人投之 。 若合死 ， 鳄鱼乃食之；无罪者 ， 嗅而不食 。 鳄鱼别号忽雷 ， 熊能制之 。 握其嘴至岸 ， 裂擘食之 。 一名骨雷 ， 秋化为虎 ， 三爪 ， 出南海思雷二州 ， 临海英潘村多有之 。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几点：一是其状类似壁虎（“似守宫状”） ， 二是能变化（“秋化为虎”） ， 三是具有神性 ， 被用以作为神判 。 当时有不少勇武之人 ， 被冠以“忽雷”之名 。 文献可考最早的是唐代开国名将张士贵（586-657） ， 虢州卢氏县人 ， 《旧唐书》卷八三本传称他“本名忽峍 ， 善骑射 ， 膂力过人 。 大业末 ， 聚众为盗 ， 攻剽城邑 ， 远近患之 ， 号为‘忽峍贼’” 。 唐代桂阳人欧阳绍因在雷州勇斗大蛇 ， 而获得“忽雷”名号 ， 被称为“欧阳忽雷”；五代时前蜀王建麾下亲骑军有勇士名“樊忽雷” 。 《水浒传》里负责在梁山泊外面开酒店 ， 打探情报的头领朱贵 ， 绰号“旱地忽律” ， 即指他一如鳄鱼上岸 ， 在水泊外面警惕守卫 ， 兼顾水陆而又勇悍警惕 。 隋唐英雄秦琼（？-638）的坐骑名为“忽雷驳”（后世小说中或改为“呼雷豹”） ， 他与张士贵是同时代人 ， 忽雷/忽峍一词可想当时在北方广为人知 。 罗新近年在考订唐初骏马名号时 ， 也注意到欧阳忽雷、樊忽雷这两例 ， 推断“忽雷”之名“既可能源于北语（突厥语） ， 也可能源于华南土著语言 。 如果是来自北方 ， 那很可能是突厥常见名号küli/ külüg（阙/阙律/屈利） 。 驳是杂色马（毛色不纯） 。 当然 ， 秦琼这匹忽雷驳未必是突厥马 ， 或者这个马名未必是直接或间接从突厥而来 。 ”不仅如此 ， 唐代有琵琶之名也作“忽雷” ， 《太平御览》卷五八三乐部二一琵琶门引《乐府杂录》：“唐文宗朝 ， 女弟子郑中丞善于胡琴 ， 内库有两面琵琶 ， 号大忽雷 ， 郑常弹小忽雷 。 ”罗新认为 ， 这是个外来词：“忽雷一词进入汉语既早又深” ， 忽雷、骨雷、忽律等写法则只是不同的“汉语音写形式” 。 罗新此文发表不久 ， 陈恳已撰文指出 ， 将“忽雷”比对为突厥贵族名号是站不住脚的 ， “除了对音上的粗略近似之外”全无任何证据 ， 而“其中列举的几个涉及唐代‘忽雷’一名流行的例子多与南方地域相关联 ， 这正好与鳄鱼是南方动物相契合 ， 那么作为鳄鱼别号的、显然是外来语音译词的‘忽雷’一名来自北方塞外的突厥语就显得不太合常理 。 ”在此 ， 他也以为“忽雷”并非汉语 ， 但在质疑时却遗漏了一点：如果“忽雷”源于突厥语名号 ， 那么这和琵琶之名又有何关系？ 更关键的问题是 ， 在汉语相邻的各族语言中找不出有将鳄鱼称作“忽雷”的 。 那么中国人为何要将鳄鱼称作“忽雷”呢？这恐怕不是通俗望文生义所以为的是因“忽忽有雷声”（这无法解释为何也写成“骨雷”和“忽律”） ， 而极有可能是对“夔”（上古音*grul）的缓读——“骨”是古忽切 ， 与“忽”很相近 ， 而“雷”*rul与“律”*rud的区别只是后者作为入声 ， 发音促化 。 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忽懔国可还原为Khulm ， 而汉译为“勃律”的葱岭古国在藏语文献中作sBrul-zhags ， 可见唐代“忽律”一词的读音 ， 与“夔”字最初的复辅音声母形态仍可以完美比对上 。 这种语言现象在汉语中并不少见 。 先秦所说的“瓠”*ɡʷlaː ， 到中古以后改称“葫芦”*ɡaː* raː；今俗称“小猫头鹰”的“鸺鹠” ， 上古音* qʰu*m·rus ， 很可能来自“鸮”*ɦraw的分音 。 宋代江南农谚中 ， 将“雷”称作“孛辘” ， 语言学家张永言将其还原为b’luk ， 推断与藏语的“雷”’brug相吻合 。 历史语言学中常引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是汉语“笔”*prud ， 其缓读式是“不律”p-rud ， 《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 。 ”郭璞注：“蜀人呼笔为不律也 ， 语之变转 。 ”它还有一个形式作ɦprud ， 变rud又变楚语lud ， 《说文解字》写作“聿 ， 所以书也 ， 楚谓之聿” 。 将“夔”读成“忽律/忽雷/骨雷”恰相类似 ， 这可能是方言中的残余 ， 也或许是对神圣事物禁忌而产生的讳称 ， 但类似的分音词迄今在晋方言、福州方言中均十分常见 ， 通常是在声母后插入一个弱化韵母 ， 在韵母前插入边音、流音 ， 形成两个音节 ， 如元曲名作《哨遍·高祖还乡》中将“环”写作“胡阑” ， “圈”则作“曲连” 。 晋语中至今以“忽栾”（圜）指“一块、一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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