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能打？别听狼图腾瞎说看看短命的金国吧

游牧民族比汉族能打？别听《狼图腾》瞎说，看看短命的金国吧

编者按：曾经有本充满种族主义色彩，却得以出版和广为传播的书《狼图腾》，书里面灌输了这样一个观点，游牧民族更有狼性，所能更能打！那么，游牧民族与渔猎民族真的更加能打吗？这个问题既是个历史学问题，又是个社会学问题。如果只看女真、蒙古入主中原以及契丹占据燕云以北这些时期与事件来看，固然游牧民族在当时曾经一度压倒中原王朝的政权，但若游牧文明的军队真能够吊打农业文明，那为何汉人政权曾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占据主导地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碰撞自古便有，而大部分时期农业文明对于游牧文明都有着极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表现在经济之上，还表现在军事、社会关系等许许多多的方面。尽管现在大多数学者依然将游牧民族军队的腐败化归结于汉化，但这种观点不免有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故而不得不避免去分析“农业文明以及游牧文明军队战斗力何者更强”这一命题。但直接讨论这一命题，或许是没有意义的，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对兼顾渔猎、游牧、农耕的女真军队进行讨论。

在掀起反辽旗帜之前，女真的军队并没有严格的军事制度，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为女真诸部首领，充当最高军事统帅。他所统领的大部分兵马来自于女真诸部族，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渤海及招募。在进行决策之时，诸部族的代表“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始”；当要打仗之时， “大会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其合者，即为特将，任其事”（《三朝北盟会编·卷3》）。在金朝建立前后，中央的政治与军事机构基本保持着原始社会部落的议事会形式，此为中日学者所说的“（中央辅政）勃极烈制度”（王曾瑜《金朝军制》）。

▲完颜阿骨打画像然而女真在攻打辽国疆土之时又收拢、征发了不少辽国的军队，女真军队在数量上扩张、在成分上变得复杂，故而收国五年（1116）金太祖攻打辽朝辽阳府时，任命主将完颜斡鲁为南路都统，都统承袭自辽制，虽然在制度上金军与辽军并不相同，但都统一职确实表示完颜斡鲁有节制辖下诸部军队的权力。到后来，金太祖“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金史·卷78》），即女真仍沿用勃极烈制，而其他统治区则沿用辽旧制。

出现这种情况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女真原有的行政、军事体系极为简单。而在占领辽统治区后却面临着更大的疆域，官僚体系也必然随之扩张，这也就必然面临社会学意义上的“组织规模负效率”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随着组织规模扩大，其内部的效率也会因种种原因而下降。其直接表现就是管理体系的复杂化导致监管困难，行政体系与军事体系逐渐出现腐败化（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如果说皇帝有决心整顿吏治对整个国家的行政、军事体系进行变革，那么统治便还能继续维持下去。然而正如北宋末年的徽、钦二帝一般，金朝在其统治后期皇帝亦相当无能，而官僚体系也出现了很严重的腐败化，至金哀宗“讳言过恶，喜听谀恶，又谙于用人，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归潜志·卷12》），而将领则是通过荫补和世袭的方式选拔而能力有限，在北部边境的将领剥削当地部族，而在南部的将领甚至因利益与宋朝间谍私通，军队战斗力极剧下降。

在一个腐败的行政环境下，政府会对基层社会加以很强的剥削，故而以整合地方军事力量为本质的“签军”制度（征兵制），理所当然地面临挑战。金朝后期在军队之中实行募兵制，而募兵制下对于军队的监管责任上移至中央政府，但金朝朝堂上下都已经严重腐败，又如何能够对军队实行良好的监管？金哀宗时期，官僚“无事时则自家人争强，有事则他人尽力”（《金史·卷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