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对爱的期待，化解了贾宝玉的混沌

来源：凤凰网文化当歌德在《浮士德》中写上“永恒的女神，引导我们前行”时，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无意中道出了一个为人们尤其是男人们所忽略的事实：正如历史创造总是由男人承担的一样，男人本身又总是由女人启悟和塑造的。虽然夏娃来自亚当的肋骨，但偷吃禁果的一刹那却由夏娃传递给亚当。在女人的灵性面前，男人往往显得不无迟钝。假设这世界上没有女人，男人就会变得浑浑噩噩，如同一汪死气沉沉的泥潭。女人是人类这具有灵性的动物中最具灵性的部分，如果人们把自己称为文化动物的话，那么女人便是一道永恒的文化灵光。

◎春去夏来，芒种前后的大观园大概是最美好的时刻。男人对女人的持续不断和不知疲倦的追求，乃是他们对于这道灵光的永恒向往。经由这道灵光的照耀，男人才完成了自身人之为人的构建。从这个事实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伊里亚特》中，海伦造就了整整一代古希腊英雄连同特洛伊男子汉；同样，在塞万提斯的笔下，没有杜西尼娅的这道阳光，唐吉诃德形象就无以成立。如此等等。

◎《伊利亚特》里的海伦或许是西方人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这种秘密，他们有了辉煌的骑士时代，有了那个“Ladyfirst”的人文传统。遗憾的是，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呈现出来的正好是相反的愚昧颟顸。一部二十四史，只见男人的蛮横，不见女人的灵光。早先的女娲形象，在这部历史中不是被视作褒姒或杨贵妃式的祸水，便是如同西施和王昭君那样被男人政治玩弄于股掌。这种昏暗在文学作品尤其在《水浒传》那样的强盗小说中尤为可怕。宋江杀惜、武松杀嫂、杨雄杀妻，一个个全杀得理直气壮，豪情满怀。女人本来就是爱情的象征，但她们被贬被杀的理由恰好仅是偷情或媚人的罪名，一如晴雯的枉担虚名，含冤屈死。按照这种昏暗的逻辑，假如特洛伊战争发生在中国，那么战争的内容就不是攻打特洛伊城，而是争相杀死海伦。女神般的海伦在中国的历史上只不过是一个站在断头台上的妖怪。历史的野蛮就是这样形成的。女人作为人本意义上的灵物与爱情俱绝，从而只不过是男人采阴补阳的对象和传宗接代的器皿。度过了极为漫长的年代，人们才逐渐看见了诸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金瓶梅》中的潘金莲这样一系列女性形象；她们如同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使这个昏暗的世界初露晨曦。 02 这就是林黛玉形象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为大观园中神明般的少女，林黛玉形象荟集了中国历史上所有优秀女子的全部灵气，以其惊人的才情卓然而立。过去在《西厢记》、《牡丹亭》、《金瓶梅》一类小说戏曲中被小心翼翼晦暗不明地展示的放浪美丽，在林黛玉形象如同一轮朝日喷薄而出。人格的独立，灵魂的自由，第一次在这个少女身上获得了生动的体现。其意味的动人一如夏娃刚刚睁开眼睛看见亚当、看见伊甸园、看见自己的一刹那。为此，夏娃受到了生育痛苦的惩罚，而林黛玉遭到的则是无望的爱情期待。同样的悲壮在《创世纪》中被诉诸创造的苦痛，在“世纪末”中被诉诸期待的无望。前者是女人为历史付出的代价，后者是少女为灵魂作出的奉献，这种奉献形式的结构不是向……爱情的期待，而是向……期待的爱情。

这种的爱情形式与其说是一种理想，不如说是一种叛逆。因为在以往那些云遮雾障的爱情故事中，爱的指向不是奉旨完婚式的世俗认同，就是入梦化蝶式的畏惧退避，更不用说那种对浊男的绝对依附。既然在一部没有爱情的历史和一个没有爱情的世界上，爱情本身就意味着无望，那么还不如在指向上将它付阙：既不指望奉旨完婚，也不幻想双双化蝶，而是以一个等待的形式傲然伫立；等待自身，等待未来，等待戈多。正如在贾宝玉的形象结构中灵魂先行自身一样，在林黛玉形象结构中，先行自身的是无望的爱情期待。由色而空的形式结构，在林黛玉形象是由浇灌到还泪；因此，色的空，在此呈现为浇灌的还泪。由于浇灌的不可能在世复现，还泪便成了期待着的过程本身。这是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过程。亚当的肋骨之于夏娃的先行规定性，在此被诉诸了诗意十足的浇灌。须知这浇灌前提蕴含了多少男欢女爱的历史内容。远溯《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后有曹植《洛神赋》的淋漓云雨，飞扬神采；及至宋明之际，惊世骇俗的《金瓶梅》几乎写尽了男女床笫之间的现世欢乐。然而所有这一切两性间的创造性欢娱，在《红楼梦》里全都被抽象为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即神瑛侍者之于绛珠仙草的浇灌。生命由此定格为一个优美的造型，凝练的线条自上而下飞泻流动，草木有知，泪水涟涟。美丽的故事就这样生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