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是哪个朝代？中国古代|中国|中

来源：澎湃新闻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鹤唳华亭》，其题材虽然架空，故事背景没有具体指明，但是通过仔细考据可以发现，剧中的名物、服饰、礼仪、风俗大多与宋朝相关，并且还在继承宋朝美学风格的基础上给出了全新诠释。 “华亭鹤唳” ，典出《世说新语》。晋惠帝太安二年，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大意是指感慨生平，慨叹仕途险恶、人生无常之词。男主萧定权让很多人想到北宋那位“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宋徽宗赵佶，两人的际遇颇为相似，呼应《鹤唳华亭》整体的故事基调：可怜生在帝王家。宋徽宗“御画并书”的《瑞鹤图》颇为点题，既是祥瑞华丽，又预示着大厦将倾。当时的宋朝已经处在风雨飘摇的阶段，却又有 “国运兴隆”的希望。皇太子萧定权如禁中之鹤，看似自由却又身不由己。

北宋宋徽宗《瑞鹤图》

《瑞鹤图》宋徽宗御题中，正好有“唳”“鹤”两字著名哲学家李泽厚曾在其编写的《给孩子的美的历程》中，如是形容有宋一代：“宋代是以'郁郁乎文哉'著称的，它大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上自皇帝本人、官僚巨宦，下到各级官吏和地主士绅，构成一个比唐代远为庞大也更有文化教养的阶级或阶层。 ”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给孩子的美的历程》中关于宋代绘画艺术的篇章，共同体会李泽厚所言“无我之境”与“诗意追求” 。本文摘自《给孩子的美的历程》文 | 李泽厚

李泽厚，湖南长沙宁乡县道林人，生于193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和哲学、美学、伦理学研究。著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美学四讲》等。缘起审美兴味和美的理想由具体人事、仕女牛马转到自然对象、山水花鸟，当然不是一件偶然事情。它是历史行径、社会变异的间接而曲折的反映。与中唐到北宋进入后期封建制度的社会变异相适应，地主士大夫的心理状况和审美趣味也在变异。经过中晚唐的沉溺声色繁华之后，士大夫们一方面仍然延续着这种沉溺（如花间、北宋词所反映），同时又日益陶醉在另一个美的世界之中，这就是自然风景山水花鸟的世界。自然对象特别是山水风景，作为这批人数众多的世俗地主士大夫（不再只是少数门阀贵族）居住、休息、游玩、观赏的环境，处在与他们现实生活亲切依存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他们的现实生活既不再是在门阀士族压迫下要求奋发进取的初盛唐时代，也不同于谢灵运伐山开路式的六朝贵族的掠夺开发，基本是一种满足于既得利益，希望长久保持和固定，从而将整个封建农村理想化、牧歌化的生活、心情、思绪和观念。门阀士族以其世袭的阶级地位为荣，世俗地主则以官爵为荣。这两个阶级对自然、农村、下层人民的关系、态度并不完全一样。二者的所谓“隐逸”的含义和内容也不一样。六朝门阀时代的“隐逸”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性的退避，宋元时代的“隐逸”则是一种社会性的退避，它们的内容和意义有广狭的不同（前者狭而后者广），从而与他们的“隐逸”生活直接相关的山水诗画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观念也有深浅的区别（前者浅而后者深）。不同于少数门阀贵族，经由考试出身的大批士大夫常常由野而朝，由农（富农、地主）而仕，由地方而京城，由乡村而城市。这样，丘山溪壑、野店村居倒成了他们的荣华富贵、楼台亭阁的一种心理需要的补充和替换，一种情感上的回忆和追求，从而对这个阶级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除去技术因素不计外，这正是为何山水画不成熟于庄园经济盛行的六朝，却反而成熟于城市生活相当发达的宋代的缘故。这正如欧洲风景画不成熟于中世纪反而成熟于资本主义阶段一样。中国山水画不是门阀贵族的艺术，而是世俗地主的艺术。这个阶级不像门阀地主与下层人民（即画面以所谓“渔樵”为代表的农民）那样等级森严、隔绝严厉，宋元山水画所展现出来的题材、主题、思想情感比六朝以至唐代的人物画（如阎立本的帝王图，张萱、周昉仕女画等等），具有远为深厚的人民性和普遍性。但世俗地主阶级作为占有者与自然毕竟处在一种闲散、休息、消极静观的关系之中，他们最多只能是农村生活的享受者和欣赏者。这种社会阶级的特征也相当清晰地折射在中国山水画上：人与自然那种娱悦亲切和牧歌式的宁静，成为它的基本音调，即使点缀着负薪的樵夫、泛舟的渔父，也决不是什么劳动的颂歌，而仍然是一幅掩盖了人间各种痛苦和不幸的、懒洋洋、慢悠悠的封建农村的理想画。 “渡口只宜寂寂，人得须是疎疎”；“野桥寂寞，遥通竹坞人家；古寺萧条，掩映松林佛塔。 ”萧条寂寞而不颓唐，安宁平静却非死灭，这才符合世俗地主士大夫的生活、理想和审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