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29年，帮深圳600名流浪者回家，曾用几根烟换来姓名住址，最后发现被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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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雄猫着腰 ， 穿过一排蕉叶 ， 钻进了低矮漆黑的高架桥洞里 。
半分钟前 ， 他从京港澳高速旁走过 ， 下意识地往桥洞里一瞥 ， 隐约看见一个躺在凉席上的身影 ， “大概率是流浪者” 。
对流浪者而言 ， 桥洞是适宜的居所 ， 尤其在夏天 。 这里有足够宽阔的场地、随汽车呼啸而过的风和大片的阴凉 ， 雨水和阳光都打不到他们身上 。
在深圳这座聚集着1300多万人口的城市 ， 流浪者常常被人忽视 。 深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 2017年 ， 深圳三家救助站共救助了30322名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 ， 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所、联系亲属 。
但根据易雄的经验 ， 愿意向救助站求助的流浪者只占小部分 ， “都不想失去自由” 。 然而得到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居无定所、风餐露宿 。
29年来 ， 已有将近600名流浪者在易雄的帮助下与家人团圆 。 他相信 ， 回家 ， 才是他们更好的归宿 。
流浪者不回家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 ， 桥洞里的男人依旧不发一语 。
易雄蹲下身 ， 凑过去套近乎：“小兄弟你干嘛睡在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你是没钱还是没身份证？”“快中午了 ， 要不要吃点东西？”男人只是眯眯眼 ， 翻过身继续睡 。
易雄掏出手机 ， 对着他偷偷拍了一张照片 ， 又录起了视频 。 男人看着年轻 ， 长了一张圆脸 ， 颧骨很高 ， 头发像刚剪过 ， 衬衫和长裤都有些脱色、磨破了边 ， 旁边摆了双崭新的蓝拖鞋 。 除了一床沾有土屑和杂草的凉席外 ， 没有其他行李 。
这些迹象表明 ， 男人流浪的时间或许不长 ， 有可能只是刚刚失去工作、找不到生活来源 ， 或是被人骗了、遗失了钱和身份证 。 “你是不是被黑中介骗来的？进了黑厂？”
“黑厂是有” ， 男人终于开了口 ， 带着浓厚的两广口音 。 男人告诉易雄 ， 他念到小学六年级就辍学了 ， 七年前和叔叔来深圳打工 ， 后来叔叔生病回了老家 ， 自己又被骗进黑厂 ， 跑出来找不到好工作 ， 手机也丢了 ， 身上只有身份证和100多块现金 。
易雄看了看他的身份证 ， 姓谭 ， 1992年生 ， 是广西合浦县人 。 易雄问他 ， 为什么不回家？他不再回答 。 易雄只好拍下他的身份证照片 ， 答应帮他找一份靠谱的工作 ， 起身离开 。
深圳是一座“由外地人撑起来的城市” ， 常住人口超过1300万 ， 有800多万外地人 ， 他们在这里寻找梦想与金钱 ， 一年为这座城市贡献超过2万亿元的生产总值 。
流浪者也是深圳的一部分 。 尽管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 ， 他们的存在可能并不“体面” 。 但五年前 ， 深圳市城管局负责人曾公开表示“不会禁止和驱赶真正有困难的流浪乞讨人员” 。
按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规定 ， 救助站的救助对象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 。 但 ， 救助站只对流浪人员进行临时性社会救助 ， 期限一般不超过１０天 。
在易雄接触过的近千名流浪者中 ， 小谭是最常见的一类人：年纪轻轻 ， 从五湖四海来 ， 进入工厂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 ， 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丢掉工作 ， 或是丢掉钱包、手机或身份证 ， 与家人不再联络 ， 从此流落街头 。
2016年 ， 易雄制作了一张“站外救助登记表” ， 帮那些不愿去救助站的流浪者登记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等信息 。 所有流浪者中 ， 来深圳务工的中青年男性占了大半 ， 多数来自广西、湖南、四川等省份 。
而在救助原因这一栏 ， 务工不着、被盗被抢被骗的情况最为普遍 。 “很多流浪者其实想回家 ， 又不好意思和家人联系 ， 因为他是出来挣钱的 ， 没挣到钱回去没有面子 ， 只好一天混一天 。 ”
比如杨宇（化名） ， 广西人 ， 80后 。 2015年 ， 他来到深圳 ， 开始做日结工 ， 在松岗租500块一个月的群居房 。 在此之前 ， 他做过搬运、挖树、修轮胎 。
但后来 ， 杨宇不愿天天工作 ， 钱不够花 ， 带着一条流浪狗搬到了松安路旁的高速桥底 。 今年春节 ， 杨宇回过一次家 ， 他发现老家的田地都已荒废 ， 村子里也没剩多少年轻人 ， 过完年便回到了深圳 。 “没事可做 ， 在这捡废品都比在家强” 。
运气好的时候 ， 杨宇一天能捡到二三十块的废品 ， 足够在路边买两份一荤一素的快餐 。 而在去年 ， 深圳市民人均年收入超过5万元 ， 相当于他捡四五年的废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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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和收留的流浪狗一起 ， 住在松岗的一处高架桥底 。 新京报采访人员周小琪 摄
回不了家的还有精神异常的流浪者 。 易雄见过 ， 原本能正常沟通的人 ， 会突然开始追车、爬树；喜欢睡在树荫下的中年女人 ， 心情不好时见人就吐口水 ， 易雄与她打交道多年 ， 只知道她老家在黑龙江；正在翻找垃圾桶的男孩 ， 对前来搭讪的易雄破口大骂 ， 又掏出了三把匕首 ， 易雄只好报了警 ， “碰到这种情况 ， 我们一般是先报警 ， 再打120 ， 如果确认流浪者有精神异常 ， 就会被送到康宁医院治疗” 。
深圳市康宁医院的数据显示 ， 从2009年到2018年 ， 深圳市康宁医院共救治了12142名流浪乞讨精神病人 。
“看到流浪者 ， 心里就不舒服”
29年前 ， 17岁的易雄刚念完初中 ， 也是铺盖一卷 ， 南下加入务工大军 。 刚到深圳时 ， 他在工地上拉砖、打水泥浆 ， 一天能挣十块钱 。 那时 ， 他住在水泥隔板搭的工棚里 ， 天花板是用油纸铺的 ， 半夜雨点大颗大颗地砸下来 ， 吵得人睡不着 。
如今 ， 易雄不再年轻 ， 皮肤晒得黝黑 ， 添了白发和皱纹 ， 爱穿长袖和西裤 ， 出门背橄榄色斜挎包、骑银色自行车 。
他的工作是在家附近当保洁员 ， 天蒙蒙亮就起床 ， 在城市尚未苏醒时扫地、倒垃圾 ， 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当义工、寻找流浪者 。
2010年 ， 易雄加入了深圳市义工联合会 ， 他是最积极主动的人之一 ， 一周至少有五天都在干活儿 。 为了更好地帮助流浪者 ， 还专门自学考取了社工证 。 后来 ， 他还成立了专门帮助流浪者回家的义工团队“爱心飞翔” ， 和宝安区救助管理站合作 ， 在深圳发展了近百名成员 ， 有打工仔、小摊主和公司高管 。
妻子带着儿子回东北老家上中学后 ， 易雄独自租住在沙坣新村的一栋握手楼里 ， 每月房租2000元 。 家门口贴着几百张易雄与受助流浪者的合影 ， 客厅四面墙挂满了锦旗 ， 出现最多的字眼是“大爱无疆” ， 靠墙堆着整箱整箱的矿泉水、八宝粥和自热米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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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雄住的出租屋里 ， 挂满了流浪者家属送的锦旗 。 新京报采访人员周小琪 摄
“因为我知道流浪的苦 ， 也受人帮助过 ， 所以我想要反过来去帮助人家” ， 易雄说 。 在他7岁那年也有过一段流浪的经历 ， 他独自乘大巴去乡下外婆家 ， 路上颠簸五六个小时 ， 迷迷糊糊下了车 ， 才发现坐反了方向 ， 只能漫无目的地到处走 ， 睡在桥洞和马路边 ， 吃路人施舍的馒头 。
直到碰见一位30岁左右的阿姨 ， 把他带回家 ， 帮他洗澡、下面条 。 易雄告诉阿姨 ， 自己家在武冈古城 ， 她便写了纸条给跑邵阳的客车司机 ， 托他贴在城门口 。 几天过去 ， 易雄的父亲见到寻人启事 ， 来把他接回了家 。
从那以后 ， 易雄开始格外关注流浪者这一群体 ， 只要碰到流浪者 ， 就会主动去给他买水、买饭 。
1993年 ， 一个下雨天 ， 易雄从工地出来 ， 在公园碰到一个流浪者 ， 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 瘫坐在地上 。 流浪者是湖北人 ， 打工遇到黑中介 ， 身份证和钱都被骗走了 ， 好几天没吃饭 。 易雄帮湖北人打通了老家派出所的电话 ， 提供了湖北人姓名、住址 ， 几个小时后 ， 派出所就找到了他的家人 。
这次偶然的经历让易雄发现 ， 原来帮助流浪者寻亲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 “就是多问一句话、多打一个电话的事” 。 从那时起 ， 他零零散散又帮过几名流浪者回家 。 “看到那些人睡在外面 ， 我心里就很不舒服 ， 感觉很莫名其妙 。 为什么现在社会好了 ， 还有这么多人在过着和我以前同样的生活？”
每当碰到声称不愿回家的流浪者 ， 易雄会想办法问出他的家庭信息 ， 再联系家属详细了解情况 。 “谁愿意天天在外面风吹日晒、靠拾荒为生呢？”易雄说 。
“有的是碍于面子 ， 有的是跟家里人闹过矛盾 ，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 ， 比如流浪者家中已经没有亲人、精神异常等等” 。 事实上 ， 大多数流浪者在易雄的劝导下 ， 最终都跟亲人回了老家 。
碰上实在不愿回家的 ， 易雄也会想办法在本地给他找一份工作 。 前两年 ， 一个河北流浪者的亲人被易雄找到 ， 但来深圳待了三四天都没能说服流浪者回家 。 后来 ， 易雄帮他找到了一份在工地看管房子的工作 。
一次不行 ， 就再来一次
寻找流浪者的最佳时段是上午 。 深圳的夏日漫长而闷热 ， 时时伴有突如其来的暴雨 ， 所以流浪者常在白天睡觉 ， 到了傍晚 ， 太阳沉下去以后 ， 再开始“活动” ， 直至天光 。
出门前 ， 易雄和义工们会准备好水和食物 ， 用来剪头发和指甲的剪刀 ， 一张义工证、一叠宝安区救助管理站服务卡和“站外救助登记表” ， “两天就能填满二三十张” 。 如果有义工开车来 ， 还会在后备厢捎上几床蚊帐 。
获取个人信息是帮流浪者回家最关键的一环 。 见到流浪者 ， 易雄首先会拍照片、视频 ， 跟对方称兄道弟 ， 用炎热的天气拉近距离 ， 把水和食物拿出来 ， 再开始和流浪者聊天、了解信息、询问是否愿意向救助站求助 。
但事实上 ， 很多流浪者都不会理睬易雄 ， 唯一的办法就是耗时间 。 一个小时不行 ， 就两个小时；一次不行 ， 就再来一次 。 在这期间 ， 易雄会不断向流浪者提问：碰到了什么困难？是否有身份证、钱包和手机？想不想回家或者找工作……直到流浪者最终对他卸下防备 。
有时 ， 香烟也能撬开流浪者的嘴 。 一位流浪18年的中年男人见到易雄 ， 不说别的 ， 只向他要烟 。 易雄从烟盒里抽出一支 ， 没递出去 ， 说 ， “给你一支烟 ， 你要写一个字 ， 把名字和家庭住址都写出来 。 ”
为了方便聋哑人 ， 易雄还专门在手机里装了一个查询行政区划的软件 ， 能精确到街道、村 ， 引导他们勾选 。 碰上不能说话也不认字的流浪者 ， 易雄只能带他们回自己家洗澡、剪头发 ， 再带到派出所做人脸识别 ， 明确身份 。
“从2018年1月起 ， 我们开始和派出所对接 ， 采用人脸识别技术” ， 宝安区救助管理站副站长郭东抒说 ， 只要受助者拍过身份证照 ， 就能进行比对 ， 识别出受助者的身份信息 。 DNA匹配也是寻亲手段之一 ， 但成功率不高 ， 只有当受助者的亲属也在DNA库中留过样时 ， 才有可能进行匹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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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 宝安区救助站会救助3000多名流浪者 ， 绝大多数都能与家人团圆 。 新京报采访人员周小琪 摄
大多数时候 ， 易雄拿到流浪者的个人信息后 ， 会直接拨打当地派出所或村委会的电话 ， 请民警、村干部上门去找流浪者的家人 。 易雄的手机里有将近800个义工微信群 ， 覆盖了全国各个省、地区 。 他会把流浪者的家庭信息发在对应的群里 ， 再由当地的义工来对接 。 偶尔 ， 他也会向一些寻亲公益组织求助 。
在易雄与流浪者交流的同时 ， 会有其他义工在旁边做视频直播 ， 广西人辉哥是其中一员 。 在直播平台上 ， 辉哥有40万粉丝 ， 每次直播都能吸引几百名观众 。 去年 ， 在辉哥的一场直播中 ， 一位睡在公园草地、因为精神障碍无法正常沟通的女孩被老乡认了出来 ， 第二天家人就把她接回了家 。
“尴尬和沉默都是正常的”
找到流浪者小谭的当天下午 ， 易雄就联系上了他老家的村支书 ， 并且找到了他的家人 。
在寻亲过程中 ， 易雄最害怕的是被家属怀疑身份 。 两年前 ， 易雄帮助一位广西南宁的大学生找到了家人 ， 大学生的哥哥到了深圳 ， 却不肯上义工的车 ， “非说我们是骗子” 。
易雄提出 ， 让哥哥去派出所先报警 ， 让民警来见证 ， 还是被拒绝 。 最后 ， 在大学生工友的陪同下 ， 哥哥终于上了车 ， 一见到桥洞底下的大学生 ， 扑过去“哇”地哭了起来 。
6月16日晚 ， 易雄和一位陕西汉中流浪者的姐姐约好在松岗见面 ， 等了快一个小时 ， 不见人影 ， “说在和朋友吃饭” 。 到了十点 ， 姐姐才告诉易雄 ， 她人还在汉中 ， 以前被传销团伙骗过 ， 以为他们也是骗子 。 第二天深夜 ， 姐姐搭火车到了深圳 ， 直接托朋友带走了弟弟 。
“有的家属就是有这种心态 ， 警惕心很高 ， 被骗怕了” ， 易雄说 ， 尽管他会向对方出示证件、流浪者的最新照片和视频 ， 甚至让民警、村干部出面 ， 仍有可能得不到信任 。
幸运的是 ， 小谭的堂哥没有多作怀疑 ， 连夜赶来深圳 。 6月18日清晨 ， 易雄和义工们套上了红色的义工马甲 ， 守在高架桥边 ， 辉哥开始给粉丝直播“团圆”的场面 。
易雄从来不会提前告诉流浪者 ， 他们的亲人要来 ， 怕他们觉得没面子跑掉 。 事实上 ， 几乎所有为“团圆”付出的努力都是背着流浪者进行的 。
和小谭一样 ， 堂哥身材瘦削 ， 也是圆脸 ， 他透露了更多关于小谭家庭的细节 。 在小谭尚未懂事时 ， 父亲已因病去世 ， 母亲患上间歇性精神病后改嫁了 ， 家里还有个亲妹妹 ， 已经结婚、生了三个小孩 。 而小谭一直都是腼腆内向的男孩 ， 连堂哥招呼他上家里吃饭 ， 也会不好意思地跑开 。 七年前 ， 小谭离家打工以后 ， 他们再无联系 。
兄弟重逢的场面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 。 堂哥见到小谭时 ， 他刚刚睡醒 ， 正躺在凉席上发呆 。 四目相对 ， 小谭眼中闪过惊讶的神色 ， 尴尬地把右手枕到了脑后 。 沉默了一会儿 ， 堂哥用家乡话问 ， “跟我回家吧？”“不回” ， 小谭答得很快 。
原本在远处观望的易雄走过去 ， 蹲在凉席的另一边 ， 开始劝：“你不愿意回家是有什么心结？现在堂哥来了 ， 开了通宵的车赶过来 ， 说明他还疼你 ， 有什么怨就跟他讲嘛 。 就算不愿意回老家 ， 我之后可以帮你去找工作 ， 我有朋友在工厂 ， 可以介绍你过去 ， 一个月也能挣几千块 。 但你要先跟堂哥去吃个饭 ， 他大老远跑过来 ， 你要替他想一想 。 这么多年没见面 ， 你们可以好好聊聊家里的情况 。 昨天我也跟你们村书记打了电话 ， 他说村里开始分田分地了 ， 你们家现在没有能说得上话的人 ， 你得回去签名才行 。 ”
听到“分田分地” ， 沉默的小谭犹豫了几秒 ， 坐了起来 ， 拍拍裤子上的灰 ， 说了两个字：“走吧” ， 跟着堂哥上了车 。 当天 ， 小谭和堂哥回到了广西 ， 堂哥答应小谭 ， 会给他买一部智能手机 ， 再帮他在北海找一份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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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雄和小谭堂哥交流小谭回家后的注意事项 。 新京报采访人员周小琪 摄
“尴尬和沉默都是正常的” ， 在易雄促成的600多次团圆中 ， 很多相认的瞬间都是如此 。 面对多年未见、音容已改的亲人 ， 往往很难开口说出第一句话 。 时间和距离在亲人之间撕扯出的巨大裂痕 ， 只能慢慢弥合 。
流浪者回家以后 ， 易雄会长期和家属、当地的村干部或义工联系 ， 让他们给发流浪者的照片、视频 ， 了解流浪者在家生活的情况 。 根据易雄回访的结果 ， 十分之九的流浪者回家后都不会再出来 ， 在老家成家立业、娶妻生子 ， 回归正常的生活 。
流浪者“睡神”不幸地成为了那十分之一 。 易雄和辉哥在松岗琥珀市场旁边的高架桥底找到他时 ， 他不说话 ， 也不认字 。 他们带他去理发 ， 给他买蓝色的运动衫、剪脚趾甲 ， 偶尔还会带他下馆子 ， “像朋友一样相处” 。
今年4月 ， 通过人脸识别 ， 找到了“睡神”的家人 ， 父亲来带走了他 。 2个月后 ， 当地义工告诉易雄 ， “睡神”的父母把他赶出了家门 ， 每天睡在公园里的大樟树下 。
易雄和辉哥开始后悔把“睡神”送回了家 ， “至少在这里还有口饭吃” 。
“自卑是他们最普遍的心理问题”
现在 ， 易雄是深圳义工圈的知名人物 。 每救助一名流浪者 ， 团队都会制作一张简单的蓝底电子海报来宣传 ， 海报两边的空隙印着宣传语“你给我一个信任 ， 我还你一个团圆” ， 底部是易雄的电话 。
于是 ， 易雄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 。 最常接到的是自称为流浪者的求助电话 ， 问他要钱 ， 这类诉求他从不理会 。 也有失踪人口家属找他 ， 易雄会仔细问好失踪者的个人信息 ， 尤其是最后出现的地方 ， 一一记录下来 ， 再转给团队其他成员一起帮忙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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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雄出门寻找流浪者时骑的自行车 。 新京报采访人员周小琪 摄
帮流浪者回家能给易雄带来充分的满足感 ， 29年来 ， 有将近600名流浪者在他的帮助下与家人团圆 。
但也有许多事让他无能为力 。 那位爱抽烟的老头很少说话 ， 易雄曾用几根烟换来了他写的人名和地址 。 找到地址 ， 发现不是他家 ， 写的人名另有其人 ， 村里根本没人听过这个老头 。
还有更多的老人 ， 因为年纪太大、在外流浪的时间太久 ， 面容、乡音都已改变 ， 即便带到派出所做人脸识别 ， 也无法精准匹配出他们的个人信息 。
最让易雄遗憾的是 ， 流浪者家属对亲人的淡漠 。 来自陕西的一个流浪者 ， 有精神异常 ， 和成群的蚂蚁住在一起 。 他曾被上海、西安两地救助站救助 ， 送回老家后又跑了出来 ， 易雄辗转联系上他的家人后 ， 得到的回复是“我们已经放弃他了” 。
面对这些回不了家、失去劳动能力的人 ， 易雄只能尽量多抽时间带着食物、生活用品去探望他们 。 每个月 ， 易雄都会往救助站讨物资 ， 工作人员会提前帮他备好15箱矿泉水、10箱八宝粥和3箱自热盒饭 。
平时 ， 救助站还会请专业的社工老师来对义工们进行培训 ， 教他们如何与流浪者打交道、给流浪者更多心灵的关怀和疏导 。
接触过许多流浪者以后 ， 易雄发现 ， 自卑是他们最普遍的心理问题 。 社工告诉他 ， 应该先带他们去洗澡、换衣服、剪头发和指甲 ， 从外表开始改变 ， 再鼓励他们从工厂的日结工干起 ， 慢慢回归社会 。
“流浪者不像普通人 ， 会牢牢扎根于某个地方 ， 他们只在城市的某个角落短暂逗留 ， 然后四处游荡” ， 易雄说 。 帮亲属找回流浪者的机会只有一次 ， 错过了就不会再有 。
几年前 ， 一位流浪者的母亲看到孩子落魄的视频 ， 不愿相信 ， 不肯来接孩子 ， 坚持认为易雄是骗子 。 几年后 ， 这位母亲打电话过来 ， 求易雄“再帮我找找儿子吧” ， 易雄再回去看 ， 人早已不在原处 。
还有一些时候 ， 意外会比团圆先来临 。 一中年流浪者 ， 有个15岁的女儿和腿脚不便的老父亲 ， 易雄找到他们 ， 和流浪者通了电话 。 挂了电话 ， 流浪者兴致勃勃地说 ， 要多挣点钱给女儿上学 ， 再回家 。
一个星期后 ， 易雄再去看他时 ， 却不见人影 ， 旁边杂货店的老板说 ， “人已经去世了” 。 但没有人知道 ， 他为什么去世 。 易雄叹了口气 ， 骑着自行车 ， 开始寻找下一个流浪者 。
新京报采访人员 周小琪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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