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心姐姐卢勤在我记忆的宝藏里藏着许多爱的珍珠【手记】3月8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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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记】

3月8日上午，在朝阳区的一栋单元楼里见到卢勤。

一件正红色职业装衬着黑色羊毛衫，烫发淡妆，精神饱满，全然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她拿出一张素描画像，是家里的小时工小飞阿姨画的， “她在北京当小时工，美术爱好者，你看这画的感觉多好，红领巾飘动着。真是哪里都有人才，哪天我发到微博上，我微博的粉丝可多了。 ”

工作三十多年，人家说她是“扑不灭的火焰” ，什么困难、挫折、打击都不能把她压倒，很少有悲伤的时候。她的热情从哪里来呢？“从爱的感受中来。当你感受到周围人都爱你时，你自然会产生回报的热情。 ”

正说话，门铃响，骑士快递要求“核对短信码” ，卢勤一边起身报着短信码，一边说：“我看看是哪个骑士，哟，还真是很帅的骑士！”门口的快递小伙乐呵呵地抬东西、说“再见” 。卢勤身上好像有一种魔力，说起话来眼睛会发光，接触过的人都会变得笑意盈盈。别看七十岁了，视频直播、网购、网约车这些新鲜事她都玩得特别溜。 “我喜欢新东西。 ”她说。

卢勤

前《中国少年报》编辑、采访人员，主持“知心姐姐”栏目。数十年被少年儿童及父母热称为“知心姐姐” 。以平易、认真、深情及独具特色的亲和力，守护孩子心中的希望。

原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总编辑。现为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首席教育专家、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电视台非常6+1节目常驻教育专家。

其著作都是超级畅销书，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数千场，是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多家传媒名牌栏目的常邀嘉宾。

新近出版《把孩子培养成财富》《告诉世界我能行》。

也读“知心姐姐”栏目长大

被“知心姐姐”回信称“卢勤小友”

北青报：主持“知心姐姐”栏目三十多年，最初是怎样的机缘？

卢勤：我从小爱画画，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上二年级起我就是宣传委员，特别爱出黑板报。 1960年，《中国少年报》上出现了一个专栏人物——“知心姐姐” ，专门回答小朋友的问题。我在班里负责订报、发报，特别爱看“知心姐姐” ，每期报纸来，先找“知心姐姐” 。

有一天，我悄悄给“知心姐姐”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在《中国少年报》上看见许多学校的活动见了报，我们中队的活动也搞得很好，怎样才能见报呢？没想到“知心姐姐”很快给我回了信，信是这样写的：“卢勤小友，你的信我收到了，你们中队想给报社投稿，我们很欢迎。只要你们中队搞的活动很新鲜，报上没登过，就可以写下来，寄到报社。一时没有发表，也不要泄气，只要继续努力，总有一天会成功。 ”

第一次给“知心姐姐”写信就收到回信，而且被称为“小友” ，我心里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成功。在什么地方有成就感就会有什么样的梦想，从此，我成了“知心姐姐”的追星族。 11岁时，我立下一个志愿，梦想将来成为“知心姐姐” 。

北青报：怎么把童年的梦想转化为动力的？

卢勤：当时报花上“知心姐姐”梳着两条小辫子，为了像“知心姐姐” ，我也梳起了两条小辫子，还特意跑到北京照相馆照了人生中第一张“标准像” 。取相片那天，我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

后来慢慢发现，我缺的是“知心姐姐”那种可信可亲的微笑。从此，我见人就笑，还热心帮同学解除烦恼。时间长了，我居然有了“亲和力” ，和同学们的关系更加融洽了。小学毕业时，《北京晚报》采访人员司马小萌来学校采访我，拍了好多照片，每一张我都笑得挺灿烂。文章刊登出来第一句话便是：“卢勤总是笑眯眯的……”那张画黑板报的照片，我的小学班主任张效梅老师一直存着。前几天同学们去看她，她九十多岁了精神挺好，把照片一直给我保存着。很感激我们的老师。

小时候的梦想始终在激励着我， 15岁那年我成了北京女一中初二年级第一批共青团员。我当了三年团支部书记，发展了20多名同学入团。下午放学经常和同学们谈心，你说我听、我说你听，越来越找到“知心”的感觉。

中学我就做出慎重选择，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中国少年报》当采访人员，当“知心姐姐” 。 19岁那年，正当我要报考大学时， “文革”开始了，大学校门关闭了，《中国少年报》也停刊了。我当“知心姐姐”的美好愿望一时化为泡影。

农民的需要

使我在插队时很有成就感

北青报：后来的人生道路有了怎样的经历？

卢勤：1969年，我和千千万万北京知青一起，远赴吉林白城镇赉县东屏公社乌木大队插队。到了那里一颗红心当农民。当时的巨丰山生产队特别贫穷， 32户人家，孤零零的大草甸子，没有路。去了第二天，知青分队。巨丰山生产队长赵春把马刷得特别干净，拴上红缨子，穿着新衣服来接知青。许多知青都在那儿求大队刘书记：“千万别让我去巨丰山，那里养不活自己！”赵春队长一听特沮丧，蹲到一边抽烟。我就跟同去的几个伙伴说：“巨丰山没人去，那咱们去吧。 ”后来到了村里，我们跟老乡的关系特好，集体户越办越红火，不像其他的队有的知青跟老乡闹矛盾。别的村的人就跟赵队长说：“你眼光真好。 ”赵队长特高兴说：“那是，我一个一个挑来的！”

“你们北京知青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我们没去过北京，见不到毛主席，可我们能见到毛主席身边的人，这也是福分。 ”这里的农民朴实无华，他们对北京知青充满了爱。

有一次下大雨，我们集体户的屋子漏雨，外面大下，屋里小下。我们几个女生忙成一团，把所有的脸盆全找出来接雨水。忽然，屋里的雨停了，仔细听听，外面还是大雨滂沱。怎么回事？忙跑出屋，往屋顶上一看，只见生产队长赵春穿着雨衣，打了两把大伞，正坐在房顶上给我们挡雨呢。见我们跑出屋来，他生气地喊：“快回屋，淋湿了，要生病的。 ”过五月节，村民舍不得吃鸡蛋， 32户人家却给我们只有六人的集体户，送来307个大鸡蛋。我把鸡蛋放在篮子里，写上对联：个个鸡蛋情谊深，永远扎根在农村。

北青报：听起来你对知青生活充满了感念。

卢勤：是的，就是东北农民这点点滴滴爱的情怀，滋润了我们这些远离父母城里孩子的心。

我们在当地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我们的到来，村里改变了很多。北京知青给他们讲故事、办文化活动，还把村里的小学办成全县先进学校，我们集体户也变成全国优秀集体户。农民孩子文化水平提高了，青年的婚期都推迟了三年。

那时村里都点煤油灯，我到现在还习惯在暗处写字、工作。没电，为什么？没钱，风雨线（橡皮绝缘编织电线）又批不下来。有次我去地委开会，就找到原秋书记：“您能帮我们村批点风雨线吗？”原书记找来物资局长，终于给我们批了。通电那天晚上，电灯亮了，全村老百姓高兴得像过年一样，有位老太太跪在炕上磕头，流着泪说：“我看到共产主义了！”当时流行一句话，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我忍不住流下眼泪。那一刻，我觉得，巨丰山的灯，比北京长安街的灯还亮。

插队最初三年我没有回过家，因为集体户养了一头猪，过年不能没人喂。农村没有任何文化生活，我就找来会唱歌跳舞吹吹打打的30名农村青年排戏，过年的时候，到各村去演，可受欢迎了。插队第四年我被抽调去白城地区知青办工作，全村的人都出来送。走了五里地，边哭边说“姑娘你走了谁来给我们演戏” 。我也哭得跟泪人儿一样，暗下决心将来一定把真正的演员带到村里来。

从那时起，这片土地便成了我心中的牵挂。后来北京知青潘燕明通过《中国少年报》在当地捐了一所小学。学校落成时，我把两位国家一级演员邀请过去。当时下着雨，成百上千的农民冒雨看完演出，谁都不愿走。

小小的成功

会让孩子产生大大的梦想

北青报：扎根农村了，后来是怎么当上“知心姐姐”的？

卢勤：在东北待了十年，当“知心姐姐”的情结依然在我心中，醇酒一般历久弥新。 1978年11月的一天傍晚，我从广播里听到《中国少年报》复刊的消息，激动极了，立刻拿起笔给报社写信，把我童年的梦想告诉他们。当年办报的老同志重新组织工作，很珍视这份感情。 1979年6月我正式跨进《中国少年报》的大门，那天我热泪盈眶。难以想象，一个知青的童年梦想能够实现。我下决心在那里工作一辈子，那年我30岁。

后来，我真的当上了“知心姐姐”栏目的主持人。我对幸福的理解是：干我所爱，爱我所干。 2000年，中国少年报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强强联合，成立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我当了副总编辑，后来又当上总编辑，一直工作到60岁退休。

北青报：成为“知心姐姐”和孩子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有哪些特别难忘的吗？

卢勤：最难忘的就是和孩子们打交道交朋友的日子。

来到报社，我最先从事的就是以“知心姐姐”名义，给小读者复信的工作。每天，我都有一种神圣感，好像有千千万万“卢勤小友”在期盼着回信。我也亲切地称他们“小友” ，我想，万一他会留一辈子呢，那可能是这个孩子人生中写的第一封信呀。他们中也许会有人像我一样，因为一个小小的成功，产生大大的梦想。

记得一次去山东采访，走进一所农村小学，一个小姑娘一直悄悄跟在我身后。我停住脚步问她：“你有什么事吗？”小姑娘含着眼泪低声问我：“知心姐姐，你的辫子哪儿去了？”我随口说：“剪了。 ”“你什么时候剪的？”我不知怎么回答，只好说：“昨天。 ”她一下子就哭了。这时我才发现，她梳了两条大辫子。我的眼睛湿润了，轻轻抚摸她的辫子说：“你的辫子真好，明天我一定留起来！”这个小姑娘激动的目光，一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北青报：这么多年和孩子打交道，你认为“知心姐姐”给孩子带来了什么？

卢勤：最重要的是给孩子一个成功的平台。我们不光开通“知心姐姐”热线，还创办了《知心姐姐》杂志、“知心姐姐”网站，组织“知心姐姐”报告会，出“知心姐姐”系列书籍，办“知心姐姐”夏令营……我看到给孩子一个平台，让他们自己展示“我能行”有多么重要。

如果我拒绝了他

他就会觉得自己失败了

北青报：举个例子？

卢勤：很多年前的一天，一个女孩打来电话：“你是知心姐姐吗？我是北京二中的初二女生，我叫李萌。我想请你到我们班来跟同学们聊聊天。 ”我答应了。她神秘地说：“下个星期三下午三点半，我在校门口等你，我穿一条牛仔裤，手里拿《中国少年报》。 ”那天跟她走到教室门口，她请我停下，说：“我先把老师请出去。 ”原来，聊天的话题是“如何处理好和老师、父母的关系” 。那天我们聊得非常开心。

过了几天，一个小男孩打来电话：“是知心姐姐吗？我是某某小学四年级学生，我叫李紫科。我想请你到我们班来讲讲人际关系的话题。 ”我说：“奇怪了，我刚去中学讲过人际关系，你怎么知道的？”“不瞒你说，上次请你的是我姐。我姐说你讲得特别好，我就来请你了。 ”那段时间正逢改版天天开会，可我一想如果我拒绝了他，他就会觉得自己失败了。于是硬着头皮说：“好！”

结果那天开会实在走不开，我迟到了一个小时。不过，我和孩子们聊得很开心。第二天，小男孩写了一封信：“知心姐姐，昨天在校门口等了你一小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我真怕你不来，你不来同学们都会说我吹牛，本来我就好吹牛。你不来，我就比不过我姐了，本来我妈就瞧得起我姐，瞧不起我。这次你来了，我真的牛起来了。 ”

后来我去北京二中讲课，一个家长泪流满面地走过来， “我是李萌和李紫科的妈妈。我女儿请您我很支持，女儿回来特开心。儿子请您，我坚决反对，我想"知心姐姐"也不是我们家开的，老请您去是不可能的，没想到您这么理解孩子。您知道吗？我儿子变化特大，过去成绩平平，现在名列前茅；过去胆小怕事，现在敢说敢做。而且最近上了一个好中学，因为老师给他写的评语是：组织能力很强，能把知心姐姐请到他们班去。 ”当时我很有成就感。

北青报：你参与自己孩子的教育多吗？对他期望大吗？

卢勤：我给他起名叫“悦” ，希望他一生快乐。中学时他喜欢一个女生，女生没看上他，他很苦恼。我给他写个纸条：“一个国家强大了，别的国家都会跟你建交；一个人强大了，别的人都会跟你友好；一个男人强大了，好的女人就会来找你。 ”我不会给他强加什么，能够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就可以了。

写书当作家纯属意外

信任使人产生责任感

北青报：有没有想到后来成为畅销书作家？

卢勤：没有。 1996年，一次全国妇联组织的“冬妮童话丛书”出版座谈会上，我做了10分钟的发言。过了十几天，中国妇女出版社当时的副社长薛宝根来找我。她说：“全国妇联准备在全国开展"年轻妈妈读书活动" ，要为年轻妈妈写一本书。黄启璪书记说："就请卢勤来写吧。我看她儿童观很好，事例生动，语言也不错，一定能写好。 "

我真是受宠若惊，因为我不是作家，只是一个采访人员、编辑，被这种高度信任深深感动了。接下来我白天上班，早晚加班，每天写3000字，苦战两个月，完成了16万字的书稿。

《写给年轻妈妈》一书出版后，三年时间重印了46次，发行213万册，成为当时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究竟什么力量支撑我？信任能使人产生责任感，充分挖掘自身潜力，释放能量。

北青报：后来的写书出版过程中，孩子们参与的互动多吗？

卢勤：《写给年轻妈妈》《写给世纪父母》出版后，我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家长的信任、社会的需求激发了我写书的兴趣。尤其当我看到许多孩子买了我写的书送给妈妈，有的孩子还来到报告会现场，坐在家长席上听我作报告时，被深深打动了。我曾问一个坐在第一排的小男孩：“你来听什么？”他说：“我来听知心姐姐说说怎么教育孩子，我看看我爸妈教育孩子的方法对不对。他们为什么老打我？”我被震撼了。孩子们也主动参与到家庭教育中来了，他们本来就是主体。

当时，我正在《中国少年报》主持“知心姐姐”栏目。于是，我开辟了一个新栏目——“做人与做事” 。同一话题，一篇写给孩子，一篇写给父母。讲给孩子的话，写在“知心姐姐讲座”专栏里；讲给父母的话，写在“知心家庭学校”里。

1999年夏天，我去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当地一位男老师带着三个小学生站起来说：“卢老师，今天我们要送您一件礼物。《中国少年报》的"做人与做事"栏目同学们都很爱看，但报纸不够分，我们就抄下来了，做了手抄本，大家传着看。送给您！”我接过三大本手抄本，只见每一页都书写工整，而且配了彩色插图。孩子们的用心感动得我流下了眼泪。

2000年，浙江金华17岁中学男生用榔头打死自己母亲，原因是不堪母亲对其学业上的过分要求和精神重压。这件事惊动了高层领导。事发七周后，我去了金华，和这名男生面对面谈了100分钟。我真的非常震撼，这名男生的母亲以“我都是为你好”为理由，从小“绑架”儿子，不给儿子一点自由的空间，致使儿子心灵世界一片荒芜，最终走向犯罪。他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进了少管所。我一直没有放弃，服刑期间我年年去少管所看他，和他谈心。我走近他、了解他、鼓励他、帮助他。后来，他减刑六年提前出狱，我又帮他安排了工作。如今，他已自食其力，不仅成为业务骨干，还组建了家庭，成为一个帅气儿子的父亲。

写书当作家，对我来说纯属意外。我从48岁开始写书，今年已70岁，一晃22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

采写/本报采访人员李喆

供图/卢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