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明朝人，欠张居正一个道歉！( 二 )
心学思想家何心隐驳斥居正禁止讲学的政策，并准备上书与他辩论，但湖北巡抚帮了居正的忙，把何心隐杖毙于武昌，只不知这是出于居正的授意，还是下属体会首辅的难处，自己拿了主意。实在地讲，居正此举有他的考量。俗语云：“筑室道旁，三年不成。”新政举措一件一件出台，必然触动多方利益，儒生们不识大体、不明事理，更不懂政务，妄生非议，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政措施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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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正则急切于看到实际效果，容不得对新政有过多不同的意见。实际上，诚如熊十力所言，居正“虽未自承得力阳明，然识者则知其为善学阳明者也”。居正自己也说：“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这便是阳明“人须在事上磨”的意思。
天下人的指责
“夺情”事件就像一次预演，暗示着居正命运的结局。万历五年，居正十九年未见面的父亲死了，按礼法，居正该“丁忧”守制，但他内心竟然不愿守丧，他心中所忧虑的还是朝廷，如他离开中枢，这刚开启的万历新政恐怕有始无终、难以为继。他配合皇帝演了一场双簧戏，应允皇帝“夺情”的旨意，纵然是背负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
这下同僚、言官甚至天下人都不依了。百善孝为先，朝廷历来提倡以仁孝治天下，当朝首辅居然不守父丧，还算是人吗？还配当首辅吗？实则上书反对“夺情”的言官，多是真心为居正着想的人，包括他的门生、同乡和挚友，他们发自肺腑地劝告他，如果他仍然同意“夺情”，那么全天下人就会诋毁他贪恋权位，不顾礼仪廉耻，那时他该如何自处？但居正是铁了心的，不管这些，门生同乡的反对更加激怒了他，就假借皇帝之命廷杖言官。
因反对夺情而遭处罚的五个人，全是有名的青年才俊，公认的品质高洁的君子，无一人与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有什么瓜葛，更没有人受到指使，他们反对的目的也绝不是要扼杀新政，而是真心为居正考虑。这其中的纠结，真是让人感慨万分。虽然从表面上看，“夺情”事件是居正胜利了，但这也成了他一生的污点，永远也洗刷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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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沉默”
变法改革在实质上是对利益分配关系的重新调整。不论王安石变法，还是张居正改革，触犯的都是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者利益，普通老百姓在整体上是得到实惠的。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反对的声音？为什么都是记载变法改革弊端的文章书籍流传了下来？深层次看，这里边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
王小波提出了“沉默的大多数”命题，认为古往今来存在一个最大的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绝大多数是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相反，还存在另一类人，那就是吕思勉所说的“会开口的、受人注意的阶级”。
我们看历史，特别是研究变法改革，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掌握话语权能够通过正常渠道发出声音的，多是既得利益者及其代言人，他们的所谓“怨言”通过文人墨客的生花妙笔可以上达天听，甚至流芳后世，变法改革导致“民怨沸腾”的“民”，说的就是这些人。
这些因循守旧、冥顽不化、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联起手来扼杀新政，简直小菜一碟。商鞅被车裂，王安石抑郁而终，张居正下场惨烈，都不过是历史现实的一次次再现。真正得到实惠好处的平民百姓却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发出自己支持或反对的声音，他们是连表达支持改革的机会也没有的。
居正的性格
性格决定命运。罗念生在谈古希腊的悲剧时说，悲剧里没有什么病态的或恶劣的人物，悲剧里的英雄都是高贵的人物；只是他们性格里有某种缺点，才遭遇那可悲的命运。居正的一生是真正英雄式的悲剧，但并不让人感到悲伤、悲哀，只是感到悲壮，夹带着一丝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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