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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司马迁与《史记》( 二 )


故而，李陵败降，他认为是忍辱待时报效汉室。因此，当汉武帝就李陵败降一事垂询于他时，他竟然说出了这骇人听闻、有伤汉武帝雅听的、给自己带来天大祸患的见解，而这个李陵与他并不是私交好友。故而，周文王被拘禁后推演出《周易》的六十四卦、孔子受困后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后作《离骚》，这些身处逆境而坚忍不拔者，都是他高度赞扬的楷模，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与榜样。不过，这里面当然也不免有司马迁愤世嫉俗的一面。
至于那些为正义、为理想、为家国奋斗抗争的人物——晋文公流亡19年而复国之志未衰、苏秦以椎刺股苦学，先国家后个人的蔺相如、刺杀秦王的荆轲、自荐出使楚国解国难民危的毛遂、震慑匈奴却一生不得封侯最后愤而自杀的李广等，这些奋发图强、锐意进取的灵魂也是司马迁笔之所爱，这些人不屈不挠壮美崇高的人格，都被司马迁以凛然之笔，栩栩如生地呈现在《史记》中。同时，司马迁也给末路英雄留下了空间。项羽别虞姬是美的，他不过江东也不失为壮举。项羽最失意之战，正是司马迁最得意之笔，不无古代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概。

由此，揭露统治者的丑陋，抨击时弊劣政，痛斥贪官污吏，也成为司马迁的职责。他讥讽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流氓无赖，挖苦汉武帝的迷信鬼神、好大喜功，并以细腻的笔触剖析了宫廷的血腥，揭露弊政，勾摹各色官吏真面目。司马迁依循的是良史之责，遵循的是史家直笔。所以他对《禹本纪》《山海经》所记怪物，不敢轻言。当然，《禹本纪》《山海经》自有它们存在的合理性与土壤，它们是当时先民对世界朴实认知在文字上的反馈。自孔孟以来至董仲舒，儒家的正统观已然形成，司马迁其表看似偏离，但其本与时代并无二致，否则正史不会以他的《史记》为宗，列之第一，所以司马迁必然如孔子一样不语怪力乱神。
一部《史记》，有学者称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当然，《史记》并非尽善尽美，司马迁的天命观是非常浓厚的。他的“究天人之际”，是与“天人感应”联系在一起的。故而，天会垂象，秦并天下是天命，而他的命运当然也是天注定的。所以他要认命，仍一如既往心甘情愿货与汉武帝。但另一方面，他内心又非常纠结，于是他把自己的种种纠结写入了书中。
大地无言，山川静默。当年司马迁在如屈原般悲愤凄怆的境地下，以执着的史笔，以优美的文采，成就了《史记》，未来的岁月则渐次赋予并加深了它的底蕴，给予了它永恒的历史命脉，使它成为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一个依托。“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之作结，无疑最得其真，尽揭其神。



『幸运』司马迁与《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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