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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司马迁与《史记》

『幸运』司马迁与《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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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历史的记载通称史记，但在三国时，当史书从六艺的春秋类独立出来，蔚然成类，即经史子集四部的史部问世的时候，出于对史书做出开创之功者的尊崇，司马迁所撰写的史书因之获得了《史记》的专名。从此，史书不复有史记的通称。而司马迁史书的本名《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反而湮没无闻。

历史有情，记忆下司马迁的贡献，给予了他应有的地位。就此而言，司马迁是幸运的。当然，司马迁的幸运并不只在于其身后，在没有身陷李陵事件之时，他也可谓上天眷顾的宠儿。出身史官世家，欣逢盛世，能优游探访大江南北，亲聆故老耆旧言论，网罗天下散失的史籍与传闻，考证前人事迹，考察成败兴衰之理；能向董仲舒、孔安国等请教学问，识今文古文之旨；能亲闻樊哙之孙谈汉初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能亲见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日后他为之辩护的李陵同朝为官；能继承父业，得以窥金匮石室之藏，立下述往事思来者的雄心壮志。平生唯恐辜负先人，不小心成了“隳先人之言”的罪人。命运无情，他后来确实成了“罪人”，但不是辜负先人的罪人，而是汉武帝的罪人。不负先人反倒是他生存于世的最大精神支柱。
【 『幸运』司马迁与《史记》】不过，古往今来，能得上天眷顾终始的，难有几人，所以司马迁的幸运到为李陵辩护时就告止了。因此，司马迁又是不幸的。朝堂上下各种矛盾斗争在加剧，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堕入漩涡。同时，这个时候的史官已不复有盛时巫史合一的至上荣光。对司马迁来讲，更糟的是，为素无往来的李陵辩护，使他卷入了朝堂复杂的矛盾斗争中，触忤了盛世君王汉武帝，自己却无钱以赎，落得个接受腐刑的结局，从此烙上最耻辱的印记，背上人生最大的精神包袱。
然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始终是儒家的崇高理想，“立德，立功，立言”向来就是井然有序的士人遵奉的三不朽。此三不朽，立言最次，似乎容易，却实为最难。能立言者必有德，立了言传之后世，必然有功。但这立言却最易祸己。在了却生命还是继续生存的两难下，司马迁义无反顾决绝地选择了以“立言”来延续自己本该放弃的生命，因为人虽然最终都会回归尘土，但终究是有鸿毛泰山之别的。这正如管仲不死，其不死之效功在千秋——助齐桓公霸诸侯、匡天下，免于国灭、民风民俗改变的命运，至孔子之世仍享受其余泽。为此，他呐喊出“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并付诸实践。探讨天道人事，古今中外，兴衰成败。成一家之言，于是成为《史记》的终极追求，融入了司马迁的爱恨情仇。

于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项羽、吕后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退处士而进奸雄，叙述货殖崇拜势力而以贫贱为羞，这些均使其足以成一家之言。项羽虽然失败，却不失为英雄。吕后虽然没有公然称帝，却是实际的统治者。陈涉虽然出身农民，但首举义旗率先称王，孔子八世孙孔鲋都乐意为他所用。为他们立本纪、世家，确然符合实际。成一家之言之誉，司马迁实当之无愧。而纪传体体裁为司马迁首创，且历2000年为各正史承绪而不更，更是一家之言的表现。即使不用其体例者，也对其甚是嘉赞。
不过，成一家之言并非易事。勇敢和怯懦的界限，生死之间究竟该何去何从，一部《史记》便是司马迁对此的回答。死，需要勇气，但死不难，如何处理死倒是最难的。伍子胥不死是勇敢的，韩信忍胯下之辱是勇敢的，李陵不死降敌也是勇敢的。所以，司马迁自己能忍受最大的人生悲哀，没有选择死。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才是司马迁死和生的界定标准。他要勇敢面对人生，完成父亲的重托，成就一家之言。这是先人的事业，家族的事业，乃至天下的事业。他的勇敢和怯懦是以贡献与不朽来论定的，并且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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