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城市的历史起源与变迁( 三 ) _黄河流域

在古代，黄河被誉为“百川之首”和“四渎之宗” ，流域面积很大，适合发展农业，因此其流域内古代城市诞生，不是一种偶然的、孤立的和分散的现象，而是出现了一条由若干古代城市相互连接、如璀璨珠链般的黄河流域古代城市轴带。同时，物质文明发达直接带动了精神文化繁荣。今天黄河沿线的名城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原因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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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城市数量来看，如果说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城市的摇篮，那么黄河流域城市则是中华古代文明的容器。在创造了伟大璀璨的史前文明的同时，中华先民也营造了众多用以储存、汇聚、承载和传播它们的城市。据傅崇兰先生统计，“上下5000多年，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沿海和内陆的周边地区产生过国家统一和分裂过程中的60多座重要都城、几十座重要省城和2000多座县城。2000多年前的西汉，全国约有5900万人口，产生1600多个县城，其中许多县城和镇都延续下来，直到今天。这是世代中国人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无穷智慧的象征。”
从古代城市的空间分布看，古代中国城市主要产生于黄河、长江流域。但在“一江一河”之间，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比较分析。过去曾有观点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现在的一般意见是中华文明有两大核心板块，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为中国城市的摇篮。但由于黄河流域古代城市在中古以后日渐衰落，近现代以来这种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于是出现了一种“褒长江、贬黄河”的片面观点。从总体上看，由于中国最早的城市、文字、青铜器、礼乐制度等都起源于黄河流域，千百年来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历史以及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对任何贬低黄河文明的片面观点，都是不能赞同的，也是应加以纠正的。从历史上看，在中国古代经济和文化中心南移之前，黄河流域一直是都城集中分布区和文明发展引领区，承载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最主要和最重大的发明和创造，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知名的汉唐王朝均建都在黄河流域，不仅形成了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众星拱月、群星璀璨的中国古代城市总体格局，同时也对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发挥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重大作用。
再说文明标识。城市是文明和教化的别称，这是在中外文明起源研究中得出的基本共识。在英语中，“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即源于拉丁文的“civitis”（城市）。在汉语中，“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乾·文言》和《尚书·舜典》，基本含义是以一套礼乐符号及形态来标识开化民族。此外，有些学者尽管没有使用“城市”的概念，如张光直认为，“把一个文明的成长程序看作是人类之逐渐创造一个比较大而且复杂的环境”，包括了“巨大的建筑物、文字以及伟大的美术作风” 。他所说的“文明”也就是“城市” 。由此可见，在起源意义上，“文明”和“城市”本就是指同一个东西。文明作为人类的创造，是以一系列不同于自然界的符号、形式、系统为标识的，既可能是文字、铁器、礼仪，也可以是地标性建筑、伟大工程、高度繁华的城市。就此而言，黄河流域古代城市是中华文明最突出、最重要和最具综合性的精神标识之一。如中华民族最为自豪的“盛唐气象”，就可以通过诗人笔下的长安城来管窥一二，如骆宾王的“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帝京篇》），又如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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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探索和创造，往往因古代城市的平台才能发扬光大或传承下去。在古代，城市不只是在某些局部和某个阶段优越于乡野，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古代文明发展的方向和古人的更高理想。黄河流域古代城市，它们代表的是一种比黄河流域乡野发展水平更高、更有远大前程的文明演化路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黄河流域以农耕文明为本质和底色，但其文明成果却汇聚于城市并通过城市而传播到各地。这是由城市作为人类空间聚落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从历史上来看，古代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组织演化到了一定程度，人的精神需要和文化创造力得到比较充分展示之后，才会有文明即城市的诞生。后者不仅吸收、汇聚了农业文明和农村文化的精华，也超越了早期农业文明发展的自发性、分散性和偶然性，为更加自觉、更大规模和更加系统的文明发展演化提供了可能。而古代城市数量越多、等级越高，则其贮存并流传文明的功能就愈强大，同时，作为空间地标和精神标识的意义也就越突出。因此，黄河流域古代城市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明标志和精神象征之一，并在古代的中华文明意识构建和华夏文化认同中持续发挥着主导和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