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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类学与中医体质学的融合

中医人类学健康知识体质

医学人类学和中医体质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和着力点来认识健康和疾病，将人体体质的研究置于自然和社会的整体背景中，尊重和重视生物遗传、外界环境等各种因素及其差异，目的都是为了防治疾病和恢复健康 。
【医学人类学与中医体质学的融合】在全球化背景下，医学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成为西方世界的通用表述 。运用医学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医体质，不仅有利于中医自身的发展，也有助于中医更权威地走向世界 。
医学人类学(MedicalAnthropology)是一门交叉学科，它将医学和人类学交织在一起，即将人类学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应用于疾病认知、治疗实践和保健等医学领域 。其研究内容包括：跨文化医学体系的比较研究(如不同民族、不同历史)、人类学相关问题，如营养、人口、出生、年龄、药物滥用、社会流行病学、民族心理学和生物医学的文化分析、古病理学和疾病的民族史研究、临床应用人类学等 。
ArthurKleiman(亚瑟克莱曼，通常翻译为凯博文)，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复旦大学名誉教授，是世界级的医学人类学家，为医学人类学确定研究领域 。他翻译成中文的作品有《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道德的重量——在无常和危机前》，《谈病说痛——人类的受苦经验与痊愈之道》，《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人类学研究》等 。
中国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大多从中医经典出发 。
30年前，中国的医学人类学起步，经历了从译介国外理论和学说到日臻发展的过程，并通过吸收和借鉴有意识地转向本土研究 。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学会相继出版了《医学人类学论文集》 (1984)和《中国古代对于医药人类学的贡献》 (1986)，标志着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正式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 。其中，老一辈人类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刘闲(1901 -1987)在其论文《黄帝内经》中，用《洗冤集录》论述了人体测量学的创立和血液循环的发现，用《针灸甲乙经》论述了法医人类学，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阐述了针灸人类学 。用《神农本草经》 《新修本草》 《证类本草》 《本草纲目》 《滇南本草》讨论草药人类学，指出中国的医学人类学历史悠久，既是体质人类学，也是文化人类学 。上海中医学院医学史学者王会芳利用《〈黄帝内经〉与人体测量学》的详细数据对人体37个部位进行了测量，证实了秦汉时期人体测量学的真实性和可靠价值，指出《灵枢》对医学人类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
医学人类学的理论和学说是由外国传入中国的 。国内的研究多从中医经典开始，侧重于人体体质的内容，基本属于体质人类学的范畴 。体质人类学更注重人类的多样性及其起源、分子生物学证据、行为研究和实际应用 。
中医生理学已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 。
几乎与此同时，中医体质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基础理论、体质分类、调控方法等方面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 。
1982年，王琦教授和盛增秀教授合著的《黄帝内经》，奠定了该学科的基础 。1995年，王琦教授主编的《中医体质学说》出版；2003年，成立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2005年《中医体质学》成为中医院校创新教材；2009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持、中国中医药学会制定的《中医体质学》 (ZYXH/T157-2009)标准正式颁布 。《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在2009年做了系统的总结和研究展望 。
中医体质的基本内涵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以人体体质为研究对象，以指导疾病预防和保健康复为研究目的的学术体系，包括
医学人类学和中医体质学在理论渊源、研究视角和学科侧重点上有所不同 。但从它们的发展历史、学术内涵和研究领域来看，有很大程度的趋同性 。
王琦教授在创立体质可分性理论时，以人类学为重要依据，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可以对人的体质进行分类 。因为身体性状有助于了解不同种族或人群身体结构的异同以及人体在不同生活条件下的变化规律；体质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但是，就每个具体的性格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而言，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
英国医学院(RoyalCollegeofMedicine)和英国中医学者马伯英院士明确了医学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概念和内涵，认为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不同，主要研究人的体质、结构、起源、进化、种族，甚至基因遗传，包括古人类学(化石人类学)、民族学、人种学等 。
人类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友春指出，从疾病、环境和人类文化的动态关系中可以发现，物质环境和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是疾病和治疗的首要决定因素 。这是从人类学整体主义的生物文化研究的传统视角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单纯用文化解释社会文化行为的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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