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是谁提出的？ _小知识

梁启超
方志就是记述处所情形的史志。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寿杌》、鲁《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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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是谁提出的？】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方志是记录某地的地理、沿革、风气、教导、物产、人物、名胜、古迹以及诗文、著作等的史志，是历史研讨尤其是处所史研讨的主要资料。
方志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处所性的州郡府县志两类。总志如《山海经》、《大清一统志》。以省为单位的方志称通志，如《山西通志》，元以后有名的乡镇、寺观、山川也多有志，如《南浔志》、《灵隐寺志》。方志分门别类，取材宏富，是研讨历史及历史地理的主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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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方志是中国悠长的文化传统。我国的处所志源远流长，其内容由简略到庞杂，体例由不完备到比拟完备有一个逐渐定型化的进程。
方志来源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纷，但重要有两种看法：一是方志来源于史，它是从古代史官的记述发展而来的，像《周礼》中所提到的外史掌四方之志，可能就是方志的源头；二是方志脱胎于地理学，是由我国古代最早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和《山海经》演化而成的。《尚书禹贡》记录了战国前的方域、物产、贡赋等，《山海经》记录了远古时的山川、形势、物怪等，它们被以为是方志的雏形。东汉初期，会稽人袁康撰《越绝记》一书，记吴越二国史地，这是一部具有方志性质的史学著作，在方志编撰史上有首创之功，被后世的很多学者视为中国方志的鼻祖，所谓一方之志，始于《越绝》。现代学者傅振伦以为《越绝书》先记山川、城郭、冢墓；次及记传，独传于今，后世方志，实仿此。可以说，《越绝书》是国内现存的最早的处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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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史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寿杌》、鲁《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为方志来源于《周官》。所谓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后成书《周礼》亦称《周官》，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以为，周官中的职方、土训、诵训的职掌，于后世方志都不无类似之处。清代方志学家章家诚从志为史体角度动身，以为春秋战国时代那些记录处所史事的书籍，如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后代许多学者也以为这些史书，相似后来处所志，具有处所志的雏形，应称为方志之源。
脱胎于地理著作
即所谓方志起源于《禹贡》、《山海经》之说，以为方志是从舆地学科（地理书）演化而成的。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作者不详，著作时期无定论，近代多数学者以为约在战国时。这部书用自然分区办法，记述当时我国的地理情形，把全国分为九州，假托为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详细记录了当时黄河流域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长江、淮河等流域也有记录，但较为粗略，是我国最早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共有18篇，是由《山经》、《海经》、《大荒经》等3部分组成，作者不详，各篇著作时期亦无定论，近代学者多数以为不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中14篇是战国时作品。《海经》内四篇则为西汉初年作品。内容重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含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留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话。事实上，从体裁到内容，这两部地理书对方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致使历代处所志，多与地理书混淆相兼。
鼻祖是《越绝书》《吴越春秋》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从这几本书的体例和内容更近似方志而言的。以为方志应兼史、地之长。因此，清代方志学家响亮吉在《澄城县志》序中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越绝书》15卷，断定作者为东汉袁康和吴平（但此二人皆于史无考），记述春秋战国时代越国处所（今浙江和江苏一部分地域）的历史沿革、城市建设、山川、人物、生产情形和风气习惯等内容，与后世方志的体例、内容很相近。《吴越春秋》全书15卷，为东汉赵烨撰，记吴越二国兴亡始末，今存10卷，前五卷叙吴，起自太伯，迄于夫差，后5卷记越，始于无余，终于勾践。是书只记人物，不载地理及都邑，就方志而论，虽比不上《越绝书》充实和周备，但对后世影响也很大。为此，范文澜以为东汉会稽郡人赵烨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掌故，开方志的先例。《华阳国志》，晋常璩撰，全书12卷，附录一卷，记述以巴蜀为中心的西南地域的地理沿革和历史变迁。对于政治、历史人物等方面的记录尤为详尽。也有些学者以为它是方志的前身。对此，谭其骧教授有不同意见，他以为史与志不同，东汉的《越绝书》、《吴越春秋》以及《华阳国志》，与隋唐以后的处所志不同，是处所史。近来，有的专家学者以为，方志应该涌现于秦汉统一的国度之后，它发端于《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