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为何引人注目,为什么称为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文明的真相不是被历史界、考古界隐瞒了,而是根本就还没有搞清楚 。
被错误定代的“三星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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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文化角度来讲,自夏王朝上溯至“三皇五帝历史时期,可以称为中国上古“无字历史”时期 。严格地讲,包括殷商王朝初期在内,也属“无字历史”时期 。
中国史学界向来有“古史所记,一切皆无”的疑古意识 。即在认识和鉴别上古“无字历史”时期的文化遗迹时,逐渐形成的一种“怪圈现象”:历史学界苦于无文献可征而难以言之;考古学界则鉴别无据而难以断之;具体到青铜文物则身份难明只好降代屈之 。于是“三星堆”中原本可能属于上古“无字历史”时期的青铜文物,便莫名其妙地成为商周时代之物了 。
因为无论是历史文献保留下的祭祀性青铜器图谱,还是发掘出土的青铜礼器,但凡殷商中期之后的青铜礼器上都有殷彝铭文,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则有金文著录,其后的青铜礼器更是如此 。因而青铜礼器上有无铭文著录,已成为鉴别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理念的重要标志 。可奇怪的是,“三星堆”中的祭祀性青铜人像都没有铭文刻录,包括所有青铜器物都无任何刻画符号,更不用说是“文字”了,却被定为商代晚期 。
换句话说就是,三星堆文物的历史应该属于比商周时期更早的上古“无字历史”时期,但却被史学界划归为了商周时期 。三星堆的发现本应将中国的文明历史推向更久远的年代,却陷入自己所设立的困境之中 。
“三星堆文明”年代的认定需要自我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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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考古界专家权威们的考古研究结论,三星堆文化分成四个时期:第一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二期,相当于夏至商初时期;第三期,相当于商代晚期;第四期,相当于商末周初时期 。虽然这种分期有些笼统,难以明确具体年代,但按照考古专家科学检测的结果,这四期的历史年代大约相当于公元前870年至前2900年左右,这应该是三星堆遗址较全面真实的历史年代 。
由于“祭祀坑”的巨大影响和年代的确认,加之博物馆更多地以青铜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展览,便误导人们以为整个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就是“商代晚期”,而不知遗址中还有更多更早的历史文化存在 。实际上,“祭祀坑”的说法是错误的:华夏先祖为何要把“祭祀”先祖的器物丢弃在坑中,而不备加珍惜地供奉在祖庙呢?这显然与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地“祭祀”礼制相悖 。严格地讲,两个坑应该属于“埋葬器物之坑” 。
而无论是“祭祀坑”还是“器物坑”,存留下的祭祀性人像应是“三星堆文明”消亡时的遗物,其制作年代肯定要更早一些 。这也就说明华夏先祖在“三星堆”土地上生产生活的历史年代还要更早,具体在什么时候取决于史学界自身的突破 。
如果定在第二期,即夏至商初时期,考古界能承认商初有如此巨型精美的青铜礼器吗?何况“屮原文化”的商代青铜器,在某些方面的确比三星堆的差;哪有时代更早的更好,越晚还越差呢?所以,考古专家难以说服自己去认定三星堆青铜器是商初之物,更不用说要他们去认可其是夏代之物了 。
如果定在第一期,对现在的史学界来说那更是开玩笑 。因为中国史学界公认“原始社会”所在的“新石器时代”几乎是蛮荒时代,那个时代怎么能创造出如此精美绝伦的青铜礼器?不要说“推翻”史学界的定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这样去思考过 。无奈之下,或许归入中国史学界公认的青铜文化是商代文明重要标志”的范围内较为适宜 。谁知将三星堆青铜器定为“商代晚期”,却又将自己陷入无法说明青铜礼器上为何没有“文字刻录得尴尬境地 。
史学界应正视“三星堆文明”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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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的历史年代,长达两千年的跨度,与《史记·五帝本纪》的历史时期完全吻合,本应当重点进行攻关研究,以证实《五帝本纪》的历史真实性,还原“华夏五千年文明”完整的历史全貌 。可令人遗憾的是,要寻找“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国史学界,却怯于正视“三星堆文明”的历史价值——明明是四千多年前的“华夏文明”,却“大方地”降代为商代晚期,真是莫名其妙 。
由于错误的宣传,一般大众的印象是提及中国上古“无字历史”时期的原始社会,便总以为华夏先祖是用几片树叶或兽皮来遮蔽身体,生活在“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手里拿着石制工具或木棍,与大自然和野兽搏斗以求生存,没有文明可言 。其实,这是对“原始社会”所在的“石器时代”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的误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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