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文的理解，向来就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其文意是消极避世的；一种观点认为其文意是积极向上的，反映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希望社会能变革成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只有父子、没有君臣的理想社会 。在这里，我们且不去讨论顾景舟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文是哪种理解，而针对顾景舟1936年被郎氏艺苑请到上海去做仿古紫砂一年期间计件打工，在自己的作品上却不能直接钤上自己的名号这一事实，以及1937年顾景舟回到宜兴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江南各地沦陷，经济凋蔽，民不聊生，紫砂壶卖不出去的大背景分析，当时顾景舟产生生不逢时，如能生活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文中所说的那个无阶级社会则该有多好的念头是很自然、很正常的 。逸人之逸在这里并不是潇洒、俊逸、飘逸乃至闲逸之意，而是一的谐音，武陵逸人即武陵一人，即一个希望生活在桃花源里的人之意 。
至于顾景舟为何在1942年又磨去武陵逸人印章，而起用自怡轩印章，我理解这两枚印章既同样典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顾景舟在当时为生计再次漂泊到上海，为上海标准陶瓷公司作堆塑制模室技师，打工之余只能做点紫砂壶自娱自乐，其实，他改用自怡轩印章表明顾景舟已开始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务实了 。
总之，经我对顾景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段历史和他使用武陵逸人、自怡轩两枚印章的研究得出结论：顾景舟先生在1949年以前虽在制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影响，但社会地位仍然很低，其经济状况也相当困难 。此时的顾景舟已懂得了单凭做紫砂壶不但难以生存和养家糊口，而且难以改变社会地位极低的现状 。
文贵曲画贵虚壶贵光纵上述，可见顾景舟不愧是一代制壶大师，他在看似普通的一把紫砂壶的创作中在壶身上不刻一句诗，不刻一幅画，仅运用简洁明快的造型，就巧妙含蓄地揉进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精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思想精髓 。他把壶身制作成船型，把壶盖制作成泉型（喻意桃花源），再通过武陵逸人印章的点睛，便完成了对陶渊明《桃花源记》美文的诠释，使人在赏壶品茗之时，如驾一叶扁舟的武陵逸人一样，在陶渊明的桃花源里缘溪行 。这的确是顾景舟制作的这把壶的高人之处！为此，当本人提出干脆就将顾景舟的这把壶定名为桃花源壶的建议时，当场得到了我的这位藏友的大声喝彩 。相信我的这一建议也一定会得到广大紫砂壶爱好者的一致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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