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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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阅读爱尔兰的讽刺大师萧伯纳曾这样调侃道：“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在他说出这句话之前的一千年，中国唐代诗人杜牧所作的《阿房宫赋》中，也有过类似的语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由此看来，大道理似乎每个人都懂，可懂得道理却并不能避免教训的再次出现，也无法避免历史悲剧的再次重演。在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舞台上，出现了许多与本篇文章主人公命运极其相似的人物。他们智慧超群，手段凌厉，在大厦将倾，社稷倒悬之际也曾力挽狂澜，救民于水火。可当成功来临之时，也到了其事业或生命的终止之时。面对这种不公平，他们往往会无奈地感慨上这么一句：鸟兽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可为什么总有一些德才兼备，为历史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不但得不到应有的荣誉和奖励，还要受尽命运的诅咒和惩罚呢？难道老天真的会妒忌英才？难道只有“傻人”才会有“傻福”？难道聪明人只能落得个机关算尽下场？本篇文章将以明代末年，辽东经略熊廷弼的一段往事来对这种奇怪的现象做一番深入的探讨，期待诸位专家老师的批评与指正。晚明政府为什么要选择熊廷弼到辽东主持大局？萨尔浒之战结束后，整个辽东的局势发生了重大转变。曾经在军事体量，战术技能，政治外交，局部经济能力上都远远超过后金的明辽东镇，经此次大战失败后，便从之前积极主动寻求进攻的一方转而成为了被动防守的一方，而获得萨尔浒之役胜利的后金八旗骑兵们经过三个月的修整，则开始对明军发动了全面的反击。他们首先拿下了开原、铁岭两个辽东镇北部的重要战略城市，之后向北征服了女真的叶赫部，更北的东海女真部，再之后向西进攻漠南蒙古诸部。此时东北亚的主人，已被后金人取而代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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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浒之役失败后的几十年，八旗的战线从整个辽东镇的防御体系来看，它仿佛是明王朝伸向亚洲东北部的一条手臂。一方面，它依靠中原内陆向此源源不断输送的人力物力来维持边防稳定（在军屯制崩坏以后），另一方面，它又以外交军事经济等多种方式来拉拢调控与周边各方势力的关系，让他们成为保护这条手臂的外部屏障。在后金人崛起之前，这一策略主要是针对蒙古高原上的鞑靼人，然而迟钝的明政府显然没有制定一套应急预案，那就是：当另外一支强大的势力崛起时，这样的政策应该做如何的调整？在缺乏大的战略思想指导时，明政府在辽东的防御政策总是显得左支右绌，当年战功赫赫的辽东镇守李成梁，更像是一个救火队员，哪里有乱子去哪里！制定萨尔浒战役计划的明政府内阁，更像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蹩脚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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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浒战役之前的辽东镇与中国之前两千多年来的大部分高层统治者们一样，明帝国的皇帝和内阁也大多习惯忽略大战略上的漏洞和制度上的弊端，他们似乎更加迷恋、执拗于祖宗家法。为此，辽东镇岌岌可危的局势并没有让他们从制度战略上去调整与女真诸部的关系，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了李成梁、杨镐、熊廷弼、袁应泰、袁崇焕和孙承宗等人的身上。尽管有些读者会对我上面开列的这个名单感到陌生，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名单上的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占着那个职位行使那份权力。而即使是这些大明王朝不可多得的精英们，也无法挽救辽东镇的危机。在袁崇焕被杀后的第十三年，吴三桂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泱泱中华亿万黎民，刚刚淡忘了蒙元马鞭在身上留下的刺痛，却又要再一次承受女真人马鞭的抽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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