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张伯驹，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这是红学大家周汝昌对张伯驹的评价，一句话道出了民国第一收藏家高贵的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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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是传统的中国人、京华老名士，讲这样的人物，一定要从他的家世说起——张家是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迁徙到河南项城来的，靠着耕读传家，到张伯驹曾祖父这一辈时，张家已成为项城的书香门第，家中建有藏书楼，藏有经史书籍上万卷。张伯驹曾祖父张致远，自幼勤奋苦读，应童子试名列前茅，仕途本来很有希望，怎奈当地县太爷有索贿之意，张致远愤懑之下不肯玷污操守，从此便绝了仕途之念。张伯驹祖父张瑞祯，半生苦读，韧劲十足，五十多岁时终于中了光绪甲午科乡试举人，靠这“寒窗四十载，破壁晚登龙”的造化，张家从此走上了发迹之路。张瑞祯有一子，名叫张镇芳，是一颗读书种子。在严父张瑞祯的督导下，张镇芳二十一岁中廪生，次年又中乡试头名解元，二十九岁再中进士。此后，张镇芳入京为官，官运亨通，项城张家经过三代人的努力，终于中兴起来。然而，人生向来难有十分如意。张镇芳事事都好，独一项让他烦恼，自两个幼子夭折后，到了不惑之年，膝下依旧无子。在传统社会，延续一脉香火，这是头等大事，于是张镇芳只好按照大家族的老规矩，从家族兄弟的儿子里，挑选一子，过继过来。张镇芳挑中的这个继子，便是日后的大名士，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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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1898年生于河南项城，七岁那年，生父张锦芳将他带到天津，过继给了张镇芳。张镇芳混迹官场，除了有他自己的为官之道，还有一项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兄嫂弟弟，简单说，他是袁世凯阵营中很嫡系的一员大吏。因为有这一层亲缘关系，张伯驹自打到了天津之后，一直跟袁世凯的几个儿子一起在新学书院读书，为将来进入以袁世凯为首的权贵圈子打基础。民国五年（1916年），十八岁的张伯驹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毕业后进入军界，历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等等。然而，此时的袁世凯已死，其父张镇芳也不再是昔日的直隶总督，作为已经失势的贵公子，张伯驹想在军界混出模样，非得有能屈能伸，跟乱世强人打成一片的性情和手段不可。但张伯驹完全不是这样的俗人。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手下蹉跎了几年后，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了一个傲别俗事，从此只做闲散公子。那年月，这样的闲散公子很多，而且十有八九最终都一步步走向了凄凉与落魄，但张伯驹却改写了这种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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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改写宿命，是从四个字开始的。1927年的一天，二十九岁的张伯驹闲来无事，到琉璃厂闲逛。无意间，他看到了一块匾额，上书四个气势恢宏的大字“丛碧山房”，正赏得如痴如醉时，有人告诉他，这是康熙皇帝的御笔。清朝十帝，论书法造诣，康熙皇帝的字是最好的，模仿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的字，几可乱真。此时的张伯驹虽然尚未入行，但历朝历代的字赏得多了，几分眼力还是有的。见这“丛碧山房”果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张伯驹激动不已，当场豪掷一千大洋，买下了这块匾额。这块康熙御笔匾额对张伯驹的一生影响实在是太深远了。仿佛神启一般，将这块匾额请回家后，张伯驹将自己的表字改为“丛碧”，将弓弦胡同的家宅命名为“丛碧山房”，从此对收藏世间书画珍品一发不可收拾。其母见他整日大把花钱，恨他是不成器的叛逆，以至于最后绝望地哀叹：“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出去做官也不干，只知道花钱买字画，唉！家门不幸，没有办法，随他去吧！随他去吧！”此时的张伯驹无疑是孤独的，也是苦闷的。想到自己过继到这一房来，理应继承父业，振兴家道，最后只好答应家母去担任张镇芳创办的盐业银行董事兼总稽核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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