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阿富汗内战结束以后，此后阿富汗的考古工作迎来短暂的复兴，对于巴米扬石窟的保护援助中，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最积极，同样也是因为他们在二战后的城市重建和文物保护上有着丰富经验。日本政府捐助最多，但因为无法向海外派遣军队、没有办法处理崩塌的大型石块，只得将大佛龛的清理任务交给德国和意大利修复组。令人惊讶的是，日本派出考古修复队中大多数为女性，除了实地调查外，主要承担了巴米扬石窟的壁画修复工作。事实证明，女队员不仅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而且在学术研究、当地人才培养、男女平等权利争取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近年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科研例子就是谷口阳子博士。2008年，她对巴米扬壁画进行科技检测后，发现巴米扬壁画的绘制使用干性油成分，使用油来绘制壁画，这是以往意想不到的，区别了过去对于使用水来绘制干壁画和湿壁画的认识，也打破了世界上现存发现的最早油画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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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口阳子等人在巴米扬Na窟的壁画颜料中发现了胡桃油成分2012年，阿富汗局势再次恶化，所有外国考古队均先后撤出。中亚遗产保护的严峻性让我们意识到必须马上采取行动，2018年3月中国敦煌研究院派出了8人团队（团长张先堂副院长）对巴米扬进行实地考察，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喀布尔办事处和阿富汗信息文化部、巴米扬政府等机构大力支持，由于这支考察队专业性较早，都是保护修复、遗产监测、考古美术、影像拍摄数字化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平均年龄都已经近50岁，拥有丰富的丝路调查经验，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我有幸跟着老师们去调查，得到了更多新的认识。后来6个月后，日本政府专门又组织一个交流团过来敦煌，专门和敦煌研究院讨论巴米扬石窟的保护修复问题，因为日本专家团队也没有想到我们会如此快速、并且“倾尽全力”的进入巴米扬研究。2018年9月开始，在中国大使馆和敦煌研究院的帮助下，一些阿富汗文物工作者来到中国短期学习，时代守护石窟的阿巴斯就成为了第一位受益者，这样双方借助人才交流，各种石窟研究资料也可以源源不断的积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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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米扬的石窟建筑
在石窟建筑方面，其一是在巴米扬和克孜尔常常出现的“套斗型”石窟顶。这是一种仿木结构的建筑，起源于中亚克什米尔地区，根据c-14测年壁画时间为7世纪中期。考古学家推测这种结构可能来自于游牧民族的“天界”观念与一些木结构建筑有关，这也是斯坦因最早调查发现。不同之处在于，巴米扬的“套斗”上绘满了佛陀和唐草纹样，克孜尔的套斗上只有简单纹样、动物，纹样图案上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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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巴米扬西部石窟崖面 右：克孜尔167窟顶部其二是圆形穹窿顶石窟。其三是近似佛塔形的顶部结构。我们可以把石窟的顶部想象成一座反转的佛塔，也就是建筑中的正负形概念。这种结构在中国几乎不见，仅云冈石窟早期部分洞窟有所类似，但是却和克孜尔123、67等非常接近。
【邵学成：被遗忘的丝绸之路——从巴米扬大佛到龟兹大像窟】四、巴米扬的壁画
巴米扬几种代表性的壁画图案如下：
其一是克孜尔189窟（左）与巴米扬克拉克43窟（右）出现的石窟建筑结构、壁画风格、用色、图案都高度相似的坐佛，以及向天井中央集聚的构图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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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在巴米扬M窟（左），克孜尔207（中）、84窟中供养人服饰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菱格纹（右）。这种图案非常复杂而特殊，不太可能是随意绘制又偶然出现的结果，艺术史学家宫治昭等人推断它可能是当时某一个族群的特殊服饰符号象征。这种符号也出现在了敦煌早期的北凉北魏石窟壁画中，既有可能是某种特殊纺织品，也有可能是其特殊身份，或许显示了这个族群的迁徙轨迹，这些还需要敦煌研究院的专家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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