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学成，清华大学博士后，敦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UCLA客座研究员，长期从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中亚国家的考古美术研究。曾经多次前往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考察，参与策划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策划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珍宝展、亚洲文明联展；敦煌研究院策划的平山郁夫丝绸之路展览。也长期致力于中亚考古研究的宣传、科普工作，撰写并发表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和科普文章。
本文根据2020年11月26日邵学成在复旦大学所作的讲座整理而成，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欣老师主办的“丝路拾遗”系列四场讲座中的第一场。
阿富汗（Afghānistān）的字面意思是阿富汗人的国家。这里的阿富汗人，其实主要是指普什图人。兴都库什山(Hindkush)横穿阿富汗，将阿富汗的国土分为南北两个部分，这也形成了两个略微不同的文化区域。历史上，南部多受印度文化影响、北部多受伊朗文化影响。兴都库什平均海拔5500米，飞鸟难以逾越，山名意思是“杀死印度人”。而巴米扬石窟群就坐落在沟通南北地区山谷通道里。巴米扬石窟的概念，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大佛、西大佛之外，还包括周围的一些石窟、城堡和有宗教活动的山谷。
历史上，佛教发源于古代印度，佛教文化兴盛的中心也经历了移动的过程。从尼泊尔、到今天的白沙瓦（犍陀罗），再到中亚。根据这些年的研究，佛教在亚洲路上的传播路线和游牧民族的迁徙，或许多多少少存在联系。从早期交通路线观察，中亚地区的一些游牧民族迁徙路线是早于佛传路线的，比如最近敦煌研究院和巴米扬大学联合在巴米扬周哈克古城新发现的史前时期大角羚羊特征岩画，非常靠近石窟区域，此外在瓦罕走廊、新疆、甘肃等地都有类似岩画被发现，这些岩画存在的地区都存在丰富的石窟和佛教遗址。早期青铜时代的岩画路线和后期佛教石窟传播路线几乎是重合的，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佛教从中亚向西传播的时候，遇到了早于其已传播到该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教，它的教义、世界观和佛教非常近似，因此佛教的向西亚的传播受到了阻碍。于是佛教经历了中亚文化的融合之后，转折向东方传播。佛教艺术也从印度、犍陀罗，再到中亚和阿姆河流域。在中亚的时候，佛教艺术主要经历了将以石刻为主体转化为雕塑壁画化的过程。
由于印度本地后来发生了宗教纷争，早期佛教文献大多被毁掉，反而是历史上中国前往印度的取经僧侣留下了很多记载。早期欧洲殖民者，根据历史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要按照文献记载去实地寻找当时的南亚、中亚遗存。这样的研究也影响到了对于巴米扬石窟的辨识。一般的中国石窟研究中，石窟内有些文字题记、碑刻，佛教经典中的“序”，以及史料中涉及人物传记时会提到开凿石窟经历，例如《魏书》（释老志）等记述等。
通过翻译中国印度之间的古代僧侣游记，一些法国汉学家还原了阿富汗、印度和中亚的部分历史地名，例如：巴米扬为梵衍那、贝格拉姆（喀布尔）为迦毕试、巴尔赫（巴克特利亚）。这些都是我们还原当时巴米扬石窟开凿的文字资料，他们最初也是根据玄奘的记载找到了东西大佛、确定了巴米扬的位置。“伽蓝东有鍮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 分身别铸，总合成立。”这里的立像指的就是巴米扬东大佛。诚然，玄奘的文字资料也不完全准确。其一因为，他西行求法的目的地、心中的圣地是印度，中亚大部分地区只是“到此一游”，所以对中亚的记录没有那么详尽；其二，玄奘主要途经主要交通路线和绿洲城市地区，对偏僻农村的石窟记载不够准确，许多细节现在已经无法还原。但是，他对吐鲁番以西和龟兹地区的新疆佛教状况的记载很详细，在这里也因为等待合适的爬山时机观察了很多地理信息，还是给后世的考古学家以非常大的帮助。
上个世纪，各个国家在中亚争相开展了考古工作。由于巴米扬身处欧亚大陆中西纽带，拥有丰富石窟遗存，但是既没有文字资料、也很少有其他文字类遗物出土，只能依靠考古和艺术史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两个学科中各种最先进的研究方法论在中亚轮番上阵，可以说，阿富汗是上世纪学术研究的“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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