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的“忠犬”贾充,为何屡屡被司马炎“教做人”?( 二 )


司马昭的“忠犬”贾充,为何屡屡被司马炎“教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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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司马师此时的司马师,正面临着一段尴尬的时期——“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懿顺利掌握大权,完全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从法理上说,他是四朝元老,又是魏明帝曹睿指定的顾命大臣;从实力上看,他背后有驻扎在关中的悍将强兵为外援;而从人心向背上讲,曹爽推行的“改革”,触动了许多曹魏老臣的利益,使这些人都逐渐倒向了司马懿一方;因此,即使司马懿后来撕毁约定,对曹爽的势力秋后算账,这些老臣们也没有表示强烈反对,曹魏的局势在总体上依然保持着平稳。
司马昭的“忠犬”贾充,为何屡屡被司马炎“教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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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陵事变”时的司马懿很明显,这几个条件,司马师都不具备。司马师虽然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大将军的权柄,但他一无显赫军功,二无人脉根基,唯一能拿出来显摆的“名士”头衔,也被夏侯玄压着一头。对于此时的司马师而言,这个大将军的宝座,恐怕有些烫屁股。
司马昭的“忠犬”贾充,为何屡屡被司马炎“教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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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玄才是当时的名士之首因此在接班之后,司马师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起一支完全忠诚于自己的政治力量。然而,司马师的计划,执行得并不顺利。在此时的朝廷中,除了少数曹家的死忠派之外,大多数的官员顾虑的是,司马师这大将军的位子到底能不能坐得稳,基本上还是个未知数,为此赌上身家性命,实在有些不值。所以,这些官员们基本都保持着中间立场、不偏不倚,就算司马家坐了江山,最多是无功无过,还能安心做官,而一旦司马家失势,这些人当然是见风使舵、溜之乎也,甚至痛打落水狗、趁你病要你命,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于是,司马师的目标,自然就放在了那些急于上位,又没有包袱的新一代势力上。老话说:“人最大的聪明就是识时务”。作为一个聪明人,贾充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机会,便紧紧地贴了上去,顺利地进入了大将军幕府,成为了司马师的参谋之一。当司马昭上位后,贾充更是尽心竭力,在逼反诸葛诞、平定淮南三叛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深得司马昭的信赖,贾充也一路晋升,当上了廷尉、中护军,封为宣阳乡侯,在爵禄上已然超越了自己的父亲。而在甘露五年五月初七,当他指使成济,格毙了亲自讨伐司马昭的皇帝曹髦之后,贾充才真正一步登天,奠定了自己晋朝开国元勋的地位。曹髦之死在后世的史书中,往往将弑杀曹髦看做贾充一生中最大的污点,甚至认为贾充自己也对这件事感到羞愧不已。《资治通鉴》中,就记载着这样一段对话——《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一》:贾充谓(孙)皓曰:“闻君在南方凿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清代历史大家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更是认为弑杀曹髦的主谋乃是司马昭本人(“司马昭实为弑君之首”),贾充不过执行者而已,因此贾充对于此事感到羞愧,实属正常。但衔笔认为,在贾充的意识里,弑君这件事虽然不能拿上台面来说,但要说他对此颇有愧意,恐怕未必。根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等史料记载,当贾充与曹髦作战时,其手下的士兵战意并不强烈,纷纷后退,甚至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面对曹髦时,也是一触即溃,全无抵抗之力。《汉晋春秋》:文王弟屯骑校尉伷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魏氏春秋》:(曹髦)犹称天子,手剑奋击,众莫敢逼。在司马昭的命令下 贾充率军与曹髦兵戈相见《魏末传》中更是记载,当成倅、成济兄弟犹豫不决时,曾经询问过贾充:到底是要抓皇帝,还是杀皇帝?贾充的回答非常明确:杀之!《魏末传》:贾充呼帐下督成济谓曰:“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倅兄弟二人乃帅帐下人出,顾曰:“当杀邪?执邪?”充曰:“杀之。”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虽然司马昭命令贾充抵御皇帝的讨伐,但在如何处理亲自上阵的曹髦这一问题上,司马昭应当没有给出具体的指示。换言之,弑杀曹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贾充在阵前的临机决断。自投入司马师幕府那一刻起,贾充就如同赌徒一般,早已将全部身家都押在了司马家的成败之上。当贾充面对着杀气腾腾的曹髦时,他非常明白,自己即将迎来的是一场生死赌局。在这一局中,赢者通吃、输家全赔,绝没有什么退路可走。正因如此,即使对手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贾充也必须奋力一搏、险中求胜。幸运的是,贾充赌赢了——即使代价是弄脏双手、背上骂名,但赢了就是赢了。这场胜利,奠定了贾充一生荣华富贵的基础,纵然不能宣之于口、大肆吹嘘,但当贾充回忆起这件事时,大概也会得意自己杀伐决断时的坚决吧?至于惭愧?悔过?恐怕是不存在的。成败的轮回泰始元年(公元266年)冬,晋武帝司马炎接受曹奂的禅让,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一个崭新的中原王朝——西晋,就此建立。接受禅让的司马炎作为开国功臣,贾充自然飞黄腾达——西晋建国后,贾充任车骑将军,官居一品,开府治事,更被封为鲁郡公,成为开国公爵之一,风光至极。应当说,到了此时,贾充的确实现了父亲贾逵对他的全部期望。有一说一,西晋建立后,贾充施政成绩相当不错:他重视农业、节约开支、削减冗官、保荐人才,很有点干臣良相的样子。特别是他主持制定的《晋律》,以“刑宽禁简”为宗旨,一改汉魏法律中“律”、“令”不分、严苛繁杂的弊病,明确规定了长效律法与临时规定的区别,成为了后世隋唐律法的参考基础,也成为了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晋律》颁行天下后,晋武帝司马炎对此大加褒扬,升贾充为侍中、尚书令兼车骑将军,主理政事,成了实际上的百官之长。总而言之,在晋朝初建的那几年里,贾充完全称得上春风得意、宏图大展。然而,到了泰始七年,有些事情开始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这一年,西北地区的氐人、羌人发起叛乱,素来与贾充不和的任恺、庾纯等人便趁机上书,称西北地区事关重大,非得派出贾充这样能力出众、资历深厚的人前去坐镇,才能保证天下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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