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发生的百年屈辱，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痛，但我们在回顾历史时，不由的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明朝延续了下来，还会发生百年屈辱吗？
晚明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留下这么一段话，内容颠覆传统认知，或许给出了上述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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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到1912年清帝逊位，中间一共有72年时间，但绝大多数时间中，中国社会各界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美梦之中，拒绝改变拒绝接触西方，面对洋人、火车、电报等新事物时的恐慌、敌视、愚昧表现，令人不可思议，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难道明朝中国人也这么保守麻木？
其实，晚明文人士大夫包括官员，心态非常开放，好奇心强烈的甚至让人惊讶。
《利玛窦中国札记》：有些人是他认识的，有很多他根本不认识，来信询问有关基督教教义的各种问题、有关向偶像献祭的人的信仰以及他所刊行的著作里的一些章节。
利玛窦在书中记述了中国人的强烈“好奇心”，“好像发了狂”，来访者络绎不绝，就是想了解西方的事情。不能和他见面的人则通过书信来往，他收到很多信件，认识的不认识的，与他讨论各方面的话题，渴望获得新知识。
传统认为，明朝文人依然沉醉于天朝上国，只是极少数人愿意与传教士交往，但利玛窦的札记显然颠覆传统认知。统计显示，利玛窦书籍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明朝人，至少有137个。这是直接提到的，没有提及的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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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年，利玛窦来到江西之后，立即为江西文人包围，成为争相交往的对象。
《利氏致澳门孟三德神父书》：在这座城市里......众人都好奇的想见我一面，有这么多群众来看望，还有重要的文人与要人（官员），真使我兴奋异常。
来访者络绎不绝，会不会只是看一看洋人，俗话叫“看稀奇”？还真不是，因为不少士子要求拜利玛窦为师，请他传授西方学问，以至利玛窦疲于应付。而且，当时白鹿洞书院的院长章潢获悉利玛窦在南昌，甚至邀请他到书院讲学。后来，江西藩王乐安王、建安王还曾邀请利玛窦家中作客，询问欧洲一些事宜。
1598年，利玛窦来到南京，引起了更大的旋风，因为南京是明朝文化中心。《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中记载，“中国人来拜访我，有些人好像发了狂，争先恐后，络绎不绝.....有的要学数学，有的对伦理科学感兴趣”。
1601年，利玛窦到了北京，依然大受欢迎，甚至一个叫张养默的年轻官员，甚至直接拜利玛窦为师，经常以“毕达哥拉斯的一句格言‘老师这样说的’为座右铭”。
总之，从南到北，明朝人不仅没有拒绝利玛窦的西学，反而发狂的追求，只是对其天主教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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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对西学的好奇，还体现在官方与民间热情的翻译和印刷西学著作上。
1605年的《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前几年曾给您寄《世界地图》，是中文在北京印刷的.....已先后印刷十次以上，很多人希望占有一张，争相购置。1608年的《利氏致罗马总会长神父书》：今年初，我曾把大张《世界地图》呈献给中国皇帝（万历），皇帝非常高兴，便命工匠照我呈献的地图刻版，不久便印了不少张，很多殿中都挂起了《世界地图》。
可见，不仅民间文人欢迎西学，而且万历皇帝也对此颇感兴趣。
当时，除了神学书籍之外，利玛窦的其他西学，都能吸引明朝文人的兴趣，甚至利玛窦的很多书籍，明朝文人主动印刷传播，比如为利玛窦赢得巨大声誉的第一部哲理书《交友论》，就曾被反复印刷。
除了利玛窦的书籍之外，其他传教士的非传教内容的西学书籍也很受欢迎，比如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翻译的《职方外纪》，就引起了明朝文人的热情。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中提到了欧洲的众多主要国家，竟然连乌克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与希腊等包括了，但到了鸦片战争时期，清朝道光和官员等却连英国在哪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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