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闻之,不多其子而多其母”,封建礼教下的宋朝妇女慈善活动

慈善活动自古有之,但凡施惠于弱者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慈善活动。不过在历朝历代的慈善活动中,宋代妇女群体的慈善活动尤为特别。盖因两宋乃封建礼教发源之时,较之前唐。闺中妇女连出门赏玩尚且无法成行,却能勇于行善,实可一书。
“君子闻之,不多其子而多其母”,封建礼教下的宋朝妇女慈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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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慈善活动是宋代妇女在封建礼教束缚下一个很好的彰显自我的平台,通过参与慈善活动宋代妇女可以有效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声望。说来让人难以置信,在中国古代五千年的历史记载中,农民起义发生次数最多的王朝正是号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赵宋王朝。据现代学者统计,宋朝的农民起义高达433次,冠绝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大量的农民起义自然造就了大量的流民和灾民。流民和灾民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被当权者视为洪水猛兽,因为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掀起一场战争,变身王朝的终结者。所以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流民和灾民态度都不怎么友好。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些流民和灾民只是一些失去了家乡和亲人的可怜人,如果安抚得当,他们也会迸发出无穷的生产力和热情。而慈善活动就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宋朝是一个封建礼教极其严苛的朝代。终两宋之世,妇女远远没有前代的自由。遑论如盛唐一般“朝踏南郊,暮游灯市”,即便是普通的待人接物都要规行矩步,不敢逾雷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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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宋代的妇女一直都生活在礼教的樊笼中,但对于自由的向往和期盼却一直都烙印在她们的灵魂之中。所以,宋代的妇女往往会抓住一切能够接触外界的机会。而在所有能够接触外界的行为之中,慈善活动无疑是最堂皇正大的一个。毕竟兴教义、活饥民,无论在哪一个朝代都是绝对的善行,即便是儒家礼教也无法指摘。另外,广行慈善不仅给予了一直被禁锢的宋代妇女们一个接触外界的机会,也对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声望的提高有极大的裨益。恰好,宋朝社会流民灾民数量居高不下的境况也给了当权者很大的压力,以致于任何能够缓解这种压力的行为他们都会大力支持。所以,在宋朝,妇女行善虽然会被一些俗生老儒所指摘,但却会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推崇。南宋理学家姚勉就曾在其著作《雪坡集》中记录一位因广行慈善而贤名远播的潭氏妇,称其“必劝其夫下价发廪以济饥,虑细民少钱,不能多糴,则米其谷,随所糴多寡应之,或不能糴,则给之以食,仰糴者日千百,全活者甚众”与谭氏妇相同的还有卧病在床,仍担心米价虚涨,侵利百姓的徐氏母。南宋名臣袁甫在为徐氏母撰写的墓志中就详细记录了她在灾荒发生时为压低米价所做的努力,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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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分平糴,邻境翔踴,邑几半直”从谭氏妇和徐氏母被当世名人姚勉和袁甫推崇传唱的事例就可以看出,在宋代,妇女进行慈善活动在社会上的接受度和认同度都非常高。对于长期处于附庸地位的宋朝妇女而言,进行慈善活动是极少数能获得名声和地位的社会活动。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宋朝妇女参与慈善活动的热情普遍较高。而且,随着宋代妇女广泛参与社会慈善活动,整个宋代的社会慈善事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二、宋代妇女进行慈善活动的方式一般都是劝说丈夫和儿子行善,信仰宗教的妇女还可以通过宗教活动进行慈善活动不过,虽说宋代妇女进行慈善活动的热情十分高涨,她们进行慈善活动的方式却往往比较委婉。陆游祖父,文学家陆佃曾在其《陶山集》中记载过这么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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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熙宁岁,单于勾吴,大饥,蒋氏夫人令子为食于路,与里之饥者,又壝其地以掩暴骨骼数千百人,君子闻之,不多其子而多其母也。这里的“蒋氏夫人”很明显在进行一项慈善活动,而且不管是从陆佃先生的明文描写还是世人的风评来看,这项慈善活动的主导者都是“蒋氏夫人”,但她的行为方式却是“令子”。这个事例其实就已经体现了当时妇女地位的底下,在当时那种封建礼教昌盛的社会背景之下,妇女在外“抛头露面”难免惹人非议,即便是赈济灾民这种善事也无法亲力亲为。所以“令子”“求夫”这种委婉的方式成为了推行慈善活动的主流。不过,一般妇女需要顾及亲自行善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不得不求助于丈夫和儿子,但一些宗教的信徒在这方面却有更多的选择。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在我国就发展的十分良好,甚至一度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虽然之后陆续经历了“三武一宗”四次灭佛事件,但每次灭佛过后,佛教总能死灰复燃,而且还发展的比以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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