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和丈夫钱钟书一生作品众多，杨绛的译作《唐·吉诃德》、长篇小说《洗澡》和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然而，在自传《我们仨》中，杨绛却直言：女儿钱瑗才是她和丈夫此生的唯一杰作。言外之意是，相比女儿，他们的所有作品都相形见绌，属于次等品。一次采访中，提到女儿钱瑗，一向低调的杨绛竟高调夸赞道：钱钟书眼中的“可造之材”、杨绛口中的“杰作”钱瑗，确实是足以让天下父母骄傲的存在。钱瑗1937年5月生于英国牛津，是钱钟书与杨绛此生唯一的孩子。钱瑗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国兰卡斯特大学。24岁这年，因为成绩优异，从小立志教书育人的她被留在了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来，精通英语、俄语的她还成了该校第一批外语系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在大众眼里，她的名气并不比父母大。也正因此，世人对钱瑗并未有过多的了解。很多人熟悉钱瑗，乃是因为杨绛晚年的自传《我们仨》（杨绛、钱钟书与钱瑗）。然而，在学术界，钱瑗的名气和影响力却相当惊人。钱瑗在校任教期间，一直严谨治学，她还开创了英语“文体学”。今天，那本被英语专业本科生奉若经典的参考教材《实用英语文体学》，正是出自她之手。钱瑗的理想是和父亲一样是做一名优秀的教书匠，她也将这一理想践行到了最后。在校任教期间，她对学生关怀备至，因着这层缘故，钱瑗辞世8年后，即2005年，曾受过她惠泽的学生还回北师大捐款了一百万港币，设立了“钱瑗教育基金”。今天，距离钱瑗离世已经20多年了，但缅怀她的文章却从未停歇。这些被发表在《香港文学》等刊物上的缅怀文章，均出自钱瑗的同事、好友、学生和继子女之手。相比这些成就，钱瑗更让普罗大众感动的，是她的为人和在磨难面前的永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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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现世的教育学家都普遍认为，真正检验一个人能力强弱的，从来不是他取得的成就大小，而是他在跌入谷底时的反弹力。有人形象地将这种反弹力叫做“逆商”，也就是面对逆境时所表现出的坚忍力和对抗磨难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一生命途多舛的钱瑗无疑是成功的。钱瑗虽出生书香世家，却曾多次因体弱多病而休学，成年后还曾在工作上遭受过不公，特殊年月里她还遭受了丈夫含冤自杀的厄运.....但在种种磨难面前，她终将一手烂牌打出了惊世俗的漂亮。相比现今随处可见的“高分低能儿”和“一受挫就要死要活”的孩子，能在层层磨难中取得成功钱瑗，赢在了钱钟书和杨绛给她的家教上。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话，放在任何年代都成立。钱瑗比其他人幸运的是，她人生的第一任老师，本身就是教育界的翘楚，自然，他们比寻常父母更懂得如何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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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让人意外的是，钱钟书和杨绛却并未像多数父母那样给女儿制定种种家规。钱家从来是没有家规的，相比用各种条套框框“管束”女儿，钱钟书和杨绛更倾向于“身教”。在书里，谈及教育子女的种种时，杨绛只谈了六个字：“言传大于身教”。这六个字，也是始终贯穿钱钟书与杨绛教育理念的核心所在。钱瑗喜欢看书，但她的这一爱好却并非遗传，而是钱钟书和杨绛刻意“身教”的结果。杨绛和钱钟书爱读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杨绛曾在描述她与钱钟书留学法国时的读书生活时说：此间，杨绛自己也是在牛津旁听之余为自己定下课程一本一本地从头到尾细读。有了女儿钱瑗以后，杨绛和钱钟书依旧狂热地保留着爱读书的习惯。为了“影响”女儿，他们总是在女儿面前捧书本。几个月大时，钱瑗便开始对父母手里长期捧着的书本产生了兴趣，为此，她经常动手去抓父母手里的书。眼看着女儿的兴趣被调得差不多以后，钱钟书和杨绛特地为女儿买来了高凳和一大本《丁尼生全集》。这以后，钱瑗便开始坐在高凳上、摊开书本、手抓铅笔有模有样地学着父母的样子乱画一气。杨绛在谈起这段过往时，饶有兴致地回忆说：慢慢地，钱瑗便开始真正地爱上了看书。十一周岁时，钱瑗便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小说，她还在爸爸的“引诱”、妈妈的教导下开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也正是在父母的身教下，钱瑗很小的时候便在父母的影响下学会了观察，而观察从来是“格物致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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