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现代革命的关键性动力问题，就是“商业交换”，与之相对应的是，东方的停滞不前，是采取的是一种“收取贡赋行为”。这样，作者便提出了一个欧洲在近代史阶段为何会反超伊斯兰枢纽与东方引力中心的原因——“现代革命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是，那些经济建立在商业交换而不是较为传统的收取贡赋行为——如对土地征税——基础上的国家，它们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上升了。”（P436）
作者在全书中，基本是按照这样的脉络体系，论证了欧洲一直采取的是商业交换手段，促成了创新的原生动力，从而导致了在近代史上的“现代革命”。相比之下，中国在宋朝的商业化和创新的范围十分惊人，几乎已经走到了工业革命的边缘，但是在元明清之后，中国再度统一，“政治税收又回到了更为传统的贡赋资源上”（P441），缺乏了欧洲后来居上的关键动力——商业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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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照自己归纳出的商业交换与贡赋体系的对垒，来论证西方与东方选择方向的不同导致的进步与退步落差，构成了这本书中里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基本分析。而作者的这个分析工具，一直适用到前苏联的社会体制。他认为：“许多传统贡赋世界的特性保留在20世纪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了。”（P524）“国家控制的社会结构似乎焕发出了一种赶超资本主义的动力。他们在企业家方面的匮乏，通过系统的高水平的教育、引进现代化技术以及国家大规模、有组织、不遗余力、坚定不移地利用现代交通技术而得到弥补。但是创新乏力，这种曾经让农耕文明时代的创新缓慢下来的同样特性，使他们的生产水平、创新以及军事实力最终还是落后于他们的资本主义竞争对手。……从长远看，动员力不能弥补创新之乏力。”（P525）。
作者在论述欧洲崛起的关键原因不能不让我们受到一种深刻的启迪，而在书中，作者由于在全球史的角度去考察过去一直处于分割状态的东西方史，便有了一种对东西方社会制度的比较天平，能够让我们看清这背后是由一种什么样的原生态力量，操纵着东西方社会走向了不同的命运。作者贯穿在全书中的理论线索是相当明晰的，就是西方崛起是源自于西方社会的技术创新，而创新的动力，则是源自于西方的“商业交换”，而不是东方的贡赋体系，这种观点，也许并不新鲜，但却能自成一说地说明了东西方发展的差异。当然，在作者的体系里，认为中国的统一是导致创新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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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作者在这本书里，按照“时间链条”，把宇宙创生以来的所有时间段，都纳入了自己的审视范围，同时，它还将全球的巨大空间体量，作为全书的“空间维度”，来对照东西方的发展历程上的此消彼长的态势波动。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一段蒙昧阶段，西方人开始了向东方学习的历程，开启了文艺复兴之旅，当时连文艺复兴的精神指引，都是从伊斯兰世界那里拿过去的，如果西方人闭关守国，那么，就不能有欧洲的崛起。同样，我们中国近代史上有过落后的过去，但中国人勇于吸收世界的进步思想，还是踏上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征程。学习别人，并不是耻辱，西方人也有不耻下问的过去，才有了后来的天地逆转。全球互通与沟联是一个大势所趋，而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到全球的选择，正是一次顺应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历史的规律，通过《时间地图》，给了我们如是的启迪。至于书中的自然与宇宙发展史，我们人类真的难以去改变什么，唯一的使命，就是学会去承应。我们毕竟难以改变自然的命运，但是人类自己的命运，那些包裹在自然命运之下的个体部落的命运，我们却是有很大发言权的。探讨这份发言权，应该是历史的终极任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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