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将相对客观的基础资料（考古材料）的刊布与主观色彩偏浓的阐释（王朝归属）推断区分开来』，这正是新一代二里头考古人秉承的理念。因为通过考古读懂遗址本身，并触摸到当时的社会状态，让3700年前二里头时代的社会图景展现在普通民众面前，比陷入无休止的王朝归属等对号入座的争论有意义多了，这才是考古的价值最重要的体现。
六十年前，考古学家徐旭生在探索“夏墟”的过程中，在洛阳的一个小村子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自试掘的第一铲起，围绕在二里头遗址身上的争论就始终没有停息过：在王朝归属问题上，“商都说”、“夏都说”，甚至“横跨夏商说”的帽子被轮番戴在了二里头遗址的身上；在考古文化阐释上，夏文化探索、中华文明探源、早期国家形成的相关问题，也围绕着二里头文化争论不休。
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即将开馆之际，新一轮围绕着“夏都”的大讨论在网络上热烈的进行当中。对于其中出现不同的声音，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这种最早由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参与的学术话题讨论，现在普通民众也大量参与，说明涉及中华文明形成早期阶段相关的古文化、古遗址类的话题不再是“阳春白雪”，它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所认识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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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引领的文史界大讨论
二里头遗址是在寻找“夏墟”的过程中被发现的，在其被发现的六十年来，争论之声不绝于耳，在二里头文化的王朝归属是『夏』还是『商』的相关探讨，已呈百家争鸣之态：
20世纪60年代：徐旭生根据传世文献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商汤都城的可能性不小”；这是最早的“二里头商都说”；
20史记70年代：随着偃师商城的发掘，邹衡提出了“二里头夏都说”，“夏都说”与“商都说”激烈交锋；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考古学序列的完整，二里头遗址“夏都说”逐渐取代“商都说”，成为学术主流；
进入21世纪：以许宏为首的考古学本位学者，主张“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即主张没有甲骨文一类当时自证性文字出土，不可能解决历史学中的王朝归属问题，关于二里头遗址是夏还是商，任何一种假说都不能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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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变化来看，学术界围绕二里头的讨论，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从最前期的注重“历史角度的阐释”渐渐变为“回归考古学本位”。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对没有出土文字的遗址，将其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与史书中记载的王朝对号入座，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而考古学本身是以客观实物为研究对象的，更应该关注聚落（遗址）本身在区域乃至中华文明形成、国家起源的早期阶段中所起的作用，即让考古回归考古。
考古界引领的研究思维大变化
从注重历史角度阐释，回归到考古学本位看问题，这种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这种研究思维大转变是以世纪之交为时间界限，在新一届考古人参与并引领下形成的。这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六十年来公布的两次考古报告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前期：侧重于历史角度阐释
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前二十年，围绕在二里头文化身上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它究竟是『夏文化』还是『商文化』。夏商之争，是那一个时期的主旋律，从这些频繁出现的夏、商等历史学词汇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学术主流风气正是偏重于历史角度的阐释，将遗址与王朝归属对号入座，似乎是必谈的话题，这从当年《偃师二里头 : 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就可见一斑：
《偃师二里头 : 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其中新砦期及二里头遗址一至三期属夏代，四期已经进入商代，为商灭夏后继续保留的夏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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