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汉初，社会在经历了大动荡之后，一种被称为“黄老之术”的学术思想蓬勃发展起来，并被西汉统治者定为指导政治思想的准则，成为汉初60年间主要的统治思想。“黄老之术”，亦称为“黄老之学”，即指道家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到了秦汉之际，老子的道家思想风行一时，再加上有人称远古时期的黄帝是道家的鼻祖，因而“黄老”得以并称，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学术思想流派。需要说明的是，汉初的“黄老之术”已不是道家思想的原貌，而是以道家思想为骨干，又兼容其他学派的思想。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在《论六家要旨》中，对秦汉之际的道家，曾经作了概括性的总结：“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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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秦汉的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又兼收儒、墨思想的优点，名、法诸家思想的要点而融为一体。秦朝在统一天下前夕，秦相吕不韦曾作《吕氏春秋》，其中主推道家思想，企图用它作为秦国统治的指导思想。然而，亲政后的秦始皇雄心勃勃，意欲建立可传子孙万代的封建帝业，因而对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不感兴趣，而是专注于以进取为主的法家之言，并将其作为秦朝独尊的统治思想。没想到的是，秦始皇在尊法的统治思想下，严刑酷法，大兴土建，滥用民力，导致经济濒临绝境，又把社会推向了战乱，大秦帝国在仅仅统治15年之后，就因暴虐轻民而灭亡。鉴于秦朝短暂而亡的历史教训，使新建立的西汉朝廷极其重视秦政之弊端，当时一些政策的制定，乃至个人思想言行，无不以秦亡为鉴戒。在这种思想下，作为秦朝的统治思想——法家思想，逐渐被朝野所抛弃，客观上为黄老之术思想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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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夏，刘邦的谋士陆贾（约公元前240年—公元前170年）针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他在政论文集《新语》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陆贾在《新语·主德篇》中还说：“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这幅理想的社会图景，反映了汉初民心思定的愿望，也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要代表，陆贾也成为第一个提出运用“黄老之术”思想中的“无为而治”来治理国家的人，而首先以黄老思想为实践的却是刘邦的宿将曹参。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立长子刘肥为齐王，以曹参为齐相。当时天下初定，曹参肩负重任，他到齐地后，曾召集老年人、读书人百余人，询问安抚百姓的办法。但是，齐地本身就是“百家争鸣”的发源地，那些读书人众说纷纭，各有各的主张，搞得曹参不知如何决定。后来，曹参听说胶西学者盖公，精研黄老学说，就派人带着厚礼把他请来，“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遂采纳盖公的“黄老之术”，经过几年的“无为而治”，齐国果然出现百姓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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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惠帝二年（193年），汉相萧何病逝，曹参继任为相国，他随即将“无为而治”推广至全国。在曹参的倡导下，汉朝奉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统治方针，许多政令比汉高祖时代相对放宽，并把这一政策延续到后来的“文景之治”。这种思想对于稳定政局，维护社会安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影响所及，甚至为后来空前强盛的西汉帝国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黄老之术”的在汉朝的传承中，直到西汉王朝一代雄主汉武帝刘彻即位后，才逐渐发生了重大改变。汉武帝继文景之后，承袭了一份殷富的家业，经过文景两帝四十年的休养，汉王朝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汉初所奉行的黄老之术虽然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为诸侯王势力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而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改变汉初“无为而治”的方针，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成为当时客观的要求。再加上少年得志的汉武帝，凭借着祖父为其积累的雄厚财力，不愿再过道家那种清静无为的生活，而是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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