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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巩考中进士的次年，也就是北宋嘉祐四年，他被任命为太平州的司法参军。古代的法律虽然严明，但判刑几乎全掌控在官员手中，如此便有了很大的不确定空间。但曾巩却在这个极大的不确定中，找到了合理的“舒适区”，他研习条律，将“量刑适当”做到了极致。北宋嘉佑五年，曾巩又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这是一件与研习法律条令同样繁琐细致的差事，同时还需要参与人员有着较高的文学素养。曾巩却游刃有余，在职期间整理了许多历史古籍，理校出了《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等历史名书，并且还亲自撰写大量序文。北宋熙宁二年，曾巩任《宋英宗实录》检讨，然而不久，他也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落寞——被外放至越州通判。祸不单行，就在这一年，他的在任地发生了眼中的饥荒。眼见百姓衣不蔽体、易子而食，怎能不救？可当时又确实没有那么多的粮食。无奈之下，曾巩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让当地有粮食储备的富人低价卖粮。如此这般，百姓的危机得以解决，但富人又岂肯答应？他让人四处张贴告示周知各县，甚至登门劝说富人如实申报自己储存的粮食，让他们将这些粮食卖给百姓，价格与平仓粮食所差无几。爱民为之计深远，曾巩又让官府借给农民种子，偿还的时间却并不催促。既保证了百姓下年的收成，也减轻了赋税的压力。此后，曾巩被多次调配，辗转于各地。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都曾留下过这位知州的身影。曾巩一生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但曾巩的仕途始没有走向封侯拜相的高度，政治生涯成就不大。没有显赫的名头做陪衬，曾巩便慢慢被人们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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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都知道“唐宋八大家”其实是“散文八大家”的评选，如此，曾巩的散文笔力可见一斑。但正像“偏科”的曾巩在科举考试时屡次落榜一样，他在诗词方面的成就远不如散文。即便是散文，也是以论述性的为主，在现代的传诵度不高。令人感慨的是，这也间接导致了曾巩在现代名气衰微。可若是仔细分辩，曾巩在散文上的贡献可谓是独超众类，甚至当时许多著名的大学士都曾极力推崇曾巩的散文。朱熹就曾赞许道，“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曾巩在世时，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这可能也是文人的通病。可若是态度明确、立场鲜明的参加诗文运动，便在讲求中庸的官场上显得十分难能可贵。曾巩主张“文以明道”，这与同样位列八大家的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不约而同。为了支持自己这一立场，曾巩的散文作品总是不自觉地与这一主张靠拢，文风顺势也以 “古雅、平正、冲和”为主，在当时十分具有辨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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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的作品流传下来不少，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等。人们兴致勃勃地发现，这再次验证了他的兴趣点，也就是史传和策论，《唐论》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作。除此之外，《战国策目录序》也不遑多让，气势磅礴，论述严谨，令人深为叹服。可奇怪的是，他的散文名篇多不在这些史传和策论中，占据了半壁江山的是记体散文，如《墨池记》、《学舍记》等。其后在编选散文集时，曾巩的集体散文更是占了很大的入选比例。比如说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作者就曾统计到曾巩的序记在其中占的比例最多，文笔也最好。他形象的称曾巩为文学界中的元老级人物，说只要是对文学稍有接触的人便不可能不知道他。总的来说，曾巩的散文虽多，可九九归一，其中的特色也十分鲜明。成功入仕前长时间岁月的磋磨成就了这位文人从容不迫的心境和平稳踏实的处世哲学。而当这一认知经过笔墨的转化，在文字上形成投射时，一种如水淡雅的文风悄然而成。成名与否早已失去了价值，而留下的，不过一个认真生活、踏实行路的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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