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寻觅小石潭，过百二十步，闻水声如鸣佩环的柳宗元；还是登临岳阳楼，看八百里云梦泽衔远山、吞长江的欧阳修；更有泛舟赤壁，凌万顷茫然，看月出东山、白露横江的苏东坡八大家的名字被课本中一句句的诗文承载着，泛过记忆里的青山绿水，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是韩愈作为长者的教诲；“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这是苏洵作为贤者的劝诫；“往者已不及，尚可以为来者之戒”，这是王安石作为智者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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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知不觉中，却有一个人逐渐偏移，流落到了记忆的荒原。不仅教科书上没有他的文章，就连列举八大家时，他的名字也总容易被人们遗忘——这个人，就是曾巩。想想其中的原因，其实也了然。在古代并没有如今这样文史哲专业较为清晰的界限划分，而是在一个文人身上肩负着政治、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使命。于是，在我们分别分析某几个领域时，同一个名字反复出现的现象十分常见。但曾巩并不是一位全能手，他在书画方面涉及不多、政治方面也是微末、历史方面虽有建树却也不足以在历史教材上占据大量篇幅，即便是引以为傲的文学，他所擅长的论述性文章传诵度也不高，如此一来，便自然而然又无可奈何地进入到了一个十分尬尴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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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虽然从科学层面无从论断，可从曾巩身上看，他这无心追名、也无意逐利的性情，当真是对应上了当今的尴尬处境。“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这是《宋史》中对曾巩的评价，这个评价可谓十分中肯，说曾巩的文章从容冲淡而不啰嗦，简明精要而不晦涩。文如其人，曾巩的人生也是如此，没有断崖式的大落大起，也没有醉酒失智式的颓丧或是激愤，沿途的风景只剩了从容不迫和心安。曾巩出生于书香门第、儒学世家，他的祖父曾致尧和父亲曾易占都曾是北宋的一代名臣，惊艳了各自的时代。而到了曾巩这里，却出现了些意外。并非是幼年的曾巩一时贪玩、阳奉阴违、凑泊了学业的故事。相反，幼年的曾巩就表现出了极高的天分，他记忆力超群，脱口成诵， 十二岁提笔作《六论》，即名扬了天下。可就是这样一个少年英才，却在科举考试时屡试不第，不禁让人大为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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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当时的科举考试主要以应举时文为主，可曾巩却别开生面的擅长策论。用我们当今的话来说，也就是应试技巧这样微不足道却不可或缺之处没有磨练好，那考试的结果不理想似乎也是意料之中。面对这样的尴尬境遇，曾巩并没有愤愤不平。而是一边继续读书，一边与王安石、范仲淹等好友继续维持着书信往来。直到庆历七年他的父亲去世，不得已之下，他才辍学回归了故里，侍奉继母。逆境之中，比起苏东坡等同道中人，他活得更像个普通人。坦然接受命运的捉弄，回想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却又不甘于碌碌，在平凡中等待着机会。终于，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终于考中，荣登进士第一。曾巩虽然名扬天下，可这样不急不忙的人生太过于平凡，许是这样，他的经历便常被人们忽略了去。即便是文章，过于中正平和的文风，也很难与当今的阅读习惯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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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文人立世，离不开的便是仕途。虽然单看文章，旁人比起曾巩自然是莫之与京，但曾巩的仕途却始终没有达到与他的文采相称的地步，官职不高，便成了曾巩被人们淡忘的原因。“官无虚名，职无非事”，这是曾巩对自己的要求，他也用实际行动，将这变成了自身的代名词。细细说来，曾巩参与与政治有关的事物其实很早。这和古代文人的主流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文章合为时而著”，“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12岁时，曾巩便提笔立就了《六论》，也正是这篇文章，打开了曾巩的交友圈。在曾巩18岁随父赴京的时候，许多同道之人便都是凭文识人，结成挚友。以这样的方式，他结识了王安石，并且与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鲜衣怒马的少年同游，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可谓是一桩风流事。同时，自然而然地，这也为曾巩日后的仕途铺陈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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