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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波澜顺流而下，悄无声息地诉说着岁月的过往。如今，我们走进太昊陵的岳忠武祠，仔细端详，深藏于纵横捭阖的字体之下的，应是岳飞那颗壮志未酬、抱恨而终的心。一代英豪如树叶般随风飘落，其遗风余烈，千百年后，依然尚存。这一卷“书成鬼神泣”的墨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默默无闻的。据铜山杨氏之后杨启栋先生家藏“贴园记”所载：“《岳书出师表》为杨氏贴园法贴之四。《岳书出师表》自绍兴八年之后，其墨迹流传有绪，见者不乏其人。至元代中期，乃在河南南阳武侯祠内箧笥秘藏200年，竟然不为人所知，元至元六年庚辰（1340年），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往游嵩、华两岳，过南阳谒武侯祠，住数月乃去，其间黄公望与祠中道士慧真相善，得了其表，反复披览，爰笔题后：“鄂王既遭惨毒，遗墨流传者少，复推此二卷最。”至明朝建立，墨本归明太祖朱元璋所得。据后来的袁保恒考究：太祖朱元璋甚爱，藏于御内书画房中，洪武三年，并亲笔撰写赞其书曰：“纯正不曲，书如其人。”明惠帝建文三年（1401年）十月，有翰林侍讲学士方孝孺于卷尾书笔阵图，并跋曰：“此二卷者武侯之文，武穆之书，洵可谓古今双绝……以公天下，使百世臣子，诵其文，学其书。”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有户部尚书夏原告题跋：“武穆书法之妙，可以超越宋贤、媲美晋唐。”之后，又归山西恭王四孙朱奇源收藏，并于卷上钤有“晋府世孙图书”诸印。后来由晋府散出，于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始归铜山（距徐州30公里）杨氏（明、清两朝，数代为官）收得，并选石镌刻一本，陈列明季园（又名“贴园”）中。此石后经兵燹已不复存在。道光七年（1827年），杨中公又二次刻就。然是卷墨宝直至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仍珍藏于杨氏墨锦堂内。公元1852年因杨氏家道中落，运筹不足，曾将《岳书出师表》墨迹质于商人，由商人又转鬻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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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杨氏后人因生活无着，不得已将这件武侯墨本抵押，因到期无力赎回，辗转流落至安徽亳州，由袁家旧仆知悉后收购。当时的袁保恒于西安正受命赴陕甘总督左宗棠部候委，由旧仆处得此墨宝，并呈于左宗棠和当时的大儒方玉润（时任陇西州同）等人鉴赏。左宗棠和方玉润等人也是观之欣喜不已，并题跋为证。所以岳飞自跋之后，又依次刻着左宗棠、袁保恒、方玉润、胡鸿宾四人的亲笔题跋。袁跋（1875年正月补跋文）与胡跋叙述此石刻来历甚详。袁保恒以一代名将自居，自然对武侯墨本手卷推崇备至。早在1870年，袁保恒召集陕西富平石刻名匠镌刻成碑，并将初刻碑刻运回河南老家陈州府，也就是今天的淮阳。该碑共39块，一直被袁氏家族珍藏，解放后收入太昊陵库房，于1994年重建岳忠武祠（岳飞观）西墙时被镶嵌到墙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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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岳飞手书的《前·后出师表》墨本现收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消息未知真伪。至于坊间盛传光绪4年拓于陕西岐山五丈原诸葛武侯祠，为现今可见各版本中拓印最早、也最为重要的拓本，却是有待商榷。（1870 年）袁保恒已将在西安将所得墨本刻之于石，并运回老家妥善收藏（现存于太昊陵岳飞观）。直到光绪四年（1878 年）歧山县令胡鸿宾重修五丈原诸葛武侯祠时，才取袁刻拓本重刻上石，嵌于献殿内壁上。袁氏初刻之石，则早被运回项城。国内留存岳飞手书《前后出师表》的地方大概有十三处之多，雷铁梁详细考证后认为，太昊陵现存碑刻应为袁保恒得岳飞墨本手卷后的首刻，按时间顺序稍晚于江苏徐州碑。陕西岐山五丈原诸葛亮庙、南阳武侯祠、云阳张飞庙，汤阴岳飞庙等，均传于此贴或晚于此碑。此事《续修陕西省通志》的作者亦有文字记载：“岳鄂王此书，袁文诚（袁保恒）于西安摩勒后，一时风行海内。士大夫仰王若天人，故爱王之字如异宝，皆欲家置一册为快，而不可多得。胡鸿宾刻于岐山，段仲嘉刻于长安，而大荔李寅堂且特采贞石，以千金聘良工，觅原钩本镌于同州，………既而袁氏之石辇归项城，而陕西犹存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