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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清平乐》剧照。苏轼、苏辙赶考。人的个性、气质不一样，历史、环境不一样，所吸收的知识、所接触的约定不一样，个人的理想不一样，知识、约定、理想三者，在每个人内心加减乘除的计算式又不一样，结果产生了几千几万个是非标准。以打牌而论，有人认为打牌绝对是错的，有人认为打牌是正当娱乐。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p豪赌是错的，打小牌是对的。通宵恋战是错的，只打八圈是对的。与赌徒聚赌是错的，跟好朋友逢场作戏是对的。只要不瞒着太太，打牌不算坏事。只要能维持好的牌品，打牌不算坏事。只要常赢钱，打牌就不是坏事。只要不动用子女教育费做赌本，打牌不是坏事。几乎每个人都想扩大使用自己的标准，希望别人依从他的判断。同时，几乎每个人，标准一旦在内心形成，就很不容易改换。所以，人与人很容易发生争执。论说文，不论写得多么含蓄，它无可避免地要伸张自己的标准，削弱另一些人的标准。这就是所谓“论说文的战斗性”。可是“战斗性”这样的字眼太容易使人误解了。认为自己的标准是唯一的标准，是至善的标准，写起文章来声色俱厉，奋不顾身，那会变成一个暴戾的论客……“我想得太远了。”杨先生从冥想中醒过来。他不能在黑板上抄几句话，说“这是标准”。他不能印一份讲义，说“这是标准”。他也不能介绍一本书，说“这是标准”。他只能尽量把好的东西告诉他们，把有启发性的事物指给他们看，任他们的心灵自己去组合去分解，去发生秘密的震动。到最后，他还是决定少谈“标准”，多谈方法。strong熟悉方法，遵守方法，最后使自己的作品成为那方法的化身/strong可是，有人说，写文章是没有方法的。真奇怪，这人写文章，明明这里用了古人用过的方法，那里用了今人用过的方法。世上万事皆有方法。记否？我们小时候学习怎样用筷子，连那样简单的事都有方法。记否？我们学习怎样用毛笔写字，这事我们得学一辈子，用笔有笔法，用墨有墨法，有时候还用水，有水法。从来没有一个音乐家说过，拉提琴没有方法，你只要拿起琴来拉；从来没有一个书法家说过，写字没有方法，你只要拿起笔来写。唯独到了写文章，怎么就没有方法了！文章，无论如何是人用大脑指挥手做出来的，在制作过程中，一定经过有意的安排，这种安排，应该可以重复使用，互相观摩。就算“文章天成”吧，“天”也有方法，天下雨是有方法的，人发现了这方法，已经可以造雨；地生钻是有方法的，人发现了这方法，可以人造钻。杨先生相信，作家对他所使用的方法不能保守秘密，他必须写文章，他必须发表他的文章，文章发表出来，他的写作技巧就暴露在我们眼前，我们花心思研究许多作家的文章，可以找出他们的方法来。另外有人说，单凭方法不能产生杰出的作品，好，这句话总算承认有方法了，问题在作品的档次高低。“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这种作品当然杰出，然后，有些作品光芒千丈，有些作品光芒百丈，有些作品斗室烛光，有些作品，例如我们写的论说文，好比一只萤火虫。如果档次越低越依赖方法，我们正是需要方法的人，方法正好对我们这些人有用。有些萤火可以变成烛光，有些烛光可以变成星光，有些星光可以变成月光，有些月光会不会变成日光？如果真有不需要方法的作家，那也可能从依赖方法的作家中蜕变跃升。李白杜甫都是唐朝的诗人，唐人作诗要遵守韵律，规矩很多，李杜的光芒万丈不像是从没有方法产生，很可能是由遵守方法开始。《全唐诗》搜集两千多个诗人的四万八千多首诗，这些诗人写诗都用同样的方法，后人精选七十七人的作品辑成《唐诗三百首》，这七十多个人好像成了唐诗的代表。看样子并不是没有方法才会产生杰出的作品，而是诗人熟悉方法，遵守方法，最后使自己的作品成为那方法的化身。可以说方法给作家共同的基础，作家个人在上面建立独特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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