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有研究者提出吴王的订交应是在辛亥年,即1911年,其依据是吴昌硕为王一亭所写的二篇传记。一是缶翁于1921年所写的《白龙山人传》:“余于辛亥秋,橐笔至沪,书画交获一吴兴王君,名震号一亭别字白龙山人,为人豪迈,相互接谈,若和风之拂几席者。其书画用笔雄厚,醇茂之处,更寓虚灵,天池,复堂不是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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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亭
二是缶翁于1925年所写的《白龙山人小传》中曰:“余于甲寅秋(此是缶翁笔误,应是辛亥,甲寅系1914年)国变后移家海上,始晤山人,意一经商巨擘耳,久久过从,乃知山人有了解智慧。”从吴昌硕的客观叙述及对王一亭人品艺品的评价来看,这绝不是订交所能达到的程度,而是深交后的感受。因此,吴王的深交是始于1911年的辛亥秋及1912年5月吴昌硕正式定居上海之后,即“久久过从”。而海派书画流派纷呈、佳作迭出、大师云集、精英荟萃的兴盛局面,就是以1912年为起始的。
推介盟主甘为辅佐
历史的转机、艺术的嬗变常常离不开时代的契机。吴王深交的1912年,正是中华民国元年,农历壬子年。吴昌硕也就在这一年弃名“俊卿”而改以“昌硕”行世,并自刻印“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留下一个时代的记录。而当时的海派画坛也正面临着历史的大转折。原先一批大师级的画家先后归道山,如任伯年(1895年)、胡公寿、虚谷(1896年)、蒲华、钱慧安(1911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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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亭
而与此同时,一大批原清廷的高级官吏、名流鸿儒因清朝的倾覆而来到了“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上海,如陈宝琛、陈三立、沈曾植、李瑞清、曾熙、朱祖谋、康有为等,他们这批人是“大师中的大师,名流中的名流”。他们在上海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加盟了海派书画家的队伍,从而使这个流派呈现豪华的阵容和顶级的组合。正是在这纷繁多变的形势下,王一亭敏锐地意识到海派艺坛在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期,迫切需要一位巨擘级的领袖人物来举旗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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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亭
正是通过与吴昌硕的订交、深交,王一亭不仅认识到吴昌硕在诗书画印取得了全方位的突破创新,被称为“当朝艺坛四绝”,而且学修深厚、人脉广泛、人艺俱老,更重要的是为人友善、胸襟开阔,有家国情怀,无疑是相当合适的海派书画盟主人选。为此,王一亭与吴昌硕倾心交谈,力邀缶翁“移家海上”,并给予生活上的帮助和经济上的支持,还在上海的艺界、商界、社交界大力推介吴昌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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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 苔石桃花
我曾就吴昌硕“移家海上”之事专门采访缶翁的孙子吴长邺先生,据他说:“当时吴昌硕初到上海,刚开始画卖得也并不好,是王一亭悄悄地吃下(买下)一批,以安老人之心。”客观地讲:王一亭当时已是海派书画的大腕,社会的名流、商界的巨擘、督府的高官,但他对吴昌硕却敬重有加、多方帮助、甘为辅佐、推为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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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亭
如果历史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身在苏州的吴昌硕见上海已成繁华都市而到黄浦江畔鬻艺,而王一亭作为当地书画界的大腕,如心胸狭窄,争权夺利,唯我独尊,他就会极力排挤缶翁,使其难以立足。那么年迈的吴昌硕却只能回到苏州或终老于安吉。从而使海派群体失去一位杰出的领袖,海派书画失去一次提升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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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 致三多花卉册
吴昌硕定居上海后,正是凭借着其雄厚的实力、精湛的造诣、四绝的才能及王一亭的扶持,迅速在海上艺苑崛起。不仅使名家云集的海派书画队伍有了一个真正在艺术创作上具有引领能力,在风格构建上具有开拓作用,在群体组成中具有权威作用的领袖人物,而且为日后培养出了如陈半丁、陈师曾、张大千、于右任、刘海粟、徐悲鸿、潘天寿、沙孟海、钱瘦铁、王个簃等这样一批大师级的精英艺术群体,支撑起了中国艺术百年的大师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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