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金斯伯格与她的同学们——59届哈佛女性法学生的故事②( 三 )


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ORC)监督医疗保健的工作中 , 玛丽莲了解了《希尔-伯顿法案》(Hill-Burton Act) , 这是一部1946年的法律 , 规定政府为数千家医院和诊所提供资金 , 前提是它们为无法负担治疗费用的病人提供一些免费医疗 。 她认为该法案可以被更好地执行 。 在1970年 , 玛丽莲转到一家专注于提供医疗相关法律帮助的非营利组织 , 并签约为新奥尔良八名贫穷的黑人病人做代表 , 几家医院拒绝为他们提供治疗 。在库克诉奥克斯纳基金会医院(Cook v. Ochsner Foundation Hospital)一案中 , 她辩称 , 《希尔-伯顿法案(Hill-Burton Act)》要求医院提供一定数量的免费护理(尤其是急救室内的护理) , 并要求医院接受医疗补助(Medicaid)患者 。 后者是针对医疗隔离的一次大胆攻击:南方医院拒绝接受以黑人为主的医疗补助病人 , 并以此作为对《民权法案》的扭曲“变通” 。
圣路易斯大学法学院的卫生法教授西德尼·沃森(Sidney Watson)曾与玛丽莲合作过;据她说 , 玛丽莲是第一批争取将医疗补助计划视作公民权利的律师之一 。 “她在50年前就开始了这个话题 , ”她说 。 玛丽莲只是不停地进行艰苦的斗争 , 指出问题所在 , 并想出富有创造性的方法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 在法官做出有利于玛丽莲的裁决后 , 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制定了新的执行条例 。 这是蓬勃发展的医疗保障法律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 。 它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尽管尼克松政府取消了她的一些改变 , “大多数医院仍有望为贫困和其他没有保险的人提供一定比例的无补偿医疗 , ”德雷塞尔大学公共卫生教授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说 。
哈佛|金斯伯格与她的同学们——59届哈佛女性法学生的故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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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莲和鲍比
对婚姻的不情愿
在1964年 , 玛丽莲和鲍比·切尔德斯第一次见面 , 当时他们都在民权办公室工作(鲍比的任务是整合南方的众多医院) 。 鲍比对玛丽莲的最初记忆来自一次会议 , 当时他宣布决定允许乔治亚州精神病医院保持“种族隔离” , 因为他认为这是为了“更脆弱的病人的最大利益” 。 玛丽莲不同意这种说法 。 “她说我是个偏执狂 , ”鲍比回忆说 , 并发誓要在这个问题上与他斗争 。 但他们成了朋友 。
几年以后 , 在鲍比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 , 他们开始约会并订婚 。 鲍比记得 , 被求婚后 , 玛丽莲哭了半个星期 。 她曾以为自己永远不会结婚 。 但比起婚姻 , 她更害怕失去鲍比 , 于是两人在1978年结婚 。 玛丽莲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四个十几岁孩子的继母 。 孩子们说:“玛丽莲参加学校的活动 , 帮爸爸做饭 , 为我们安排活动 。 ”鲍比仍然对玛里琳对他的孩子们(尤其是最小的孩子们)展现出的慷慨表示敬畏:“她真的是其中三个孩子唯一的母亲 。 ”
“我以前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女人 。 ”
特蕾莎说她马上就和继母建立了联系 。 特蕾莎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 , 她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参加过玛丽莲的一次办公室聚会 , 当时特蕾莎对聚会上的人群的多样性 , 以及大多数参与者都在吸食大麻的事实感到惊讶 。 “她当时是个异类 , ”特蕾莎说 。 “我以前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女人 。 ”玛丽莲对婚姻的态度令鲍比的孩子们感到惊讶:玛丽莲和鲍比经常陷入激烈的政治辩论 。 “我们以为他们在吵架 , 但每次谈话结束时 , 他们都会放下争执 , 一起做点什么 , 比如做饭或者在沙发上接吻 , ”蒂姆说 。
玛丽莲和鲍比搬到了佛罗里达 , 玛丽莲在一家法律援助诊所工作 , 后来成为一名行政法法官 。 在2004年 , 鲍比和玛丽莲前往华盛顿参加民权法案40周年的庆祝活动 。 在那里 , 没有人知道他和玛丽莲结婚了 , 鲍比高兴地回忆道 。 鲍比和玛丽莲都收到了表彰他们坚持正义的牌匾 , 称他们为“民权斗士” 。 蒂姆说 , 在玛丽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后 , 鲍比就一直照顾她 , 直到他也老去、无法再照顾她了;在她生命的最后七年里 , 他每天去看她三次 。
弗罗拉?施纳尔(Flora Schnall)
哈佛|金斯伯格与她的同学们——59届哈佛女性法学生的故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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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拉?施纳尔
当被问及她的年龄时 , 弗罗拉告诉我们:“你可以说我已经80多岁了 。 ”
在确定自己不具备学习钢琴的天赋后 , 弗罗拉?施纳尔(Flora Schnall)所期望的职业生涯是当一名政治采访人员 。 但那是1956年 , 她并没有看到有多少女性在主要的刊物中既担任采访人员又拥有可观的收入;因此 , 她转向了法律 。 为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 她既申请了哈佛大学 , 又审请了在印度的一年奖学金 , 她同时收到了申请通过的通知 。 “也许我选错了 , 但我去了哈佛法学院而不是印度 , ”她说 。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最终去了印度 。
"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有可能被羞辱"
弗罗拉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 , 在那里上的詹姆斯·麦迪逊高中(James Madison High School) , 她和鲁丝·巴德在同一所学校 。 (她们之间并无交集 。 )她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 , 但她说自己并不是一个“书呆子” 。弗罗拉回忆说 , 在她进入哈佛法学院之后 , 她和那里的另外两个女性——卡罗尔·西蒙(Carol Simon)和贝蒂·吉恩·奥斯特里奇(Betty Jean Oestreich)建立了友情 。 她们住在一个房间里 , 还举办晚宴 , 与班上的不少男生中成为了朋友 。 在哈佛 , 她大多时候感到受欢迎 , 但仍感到女性受到不同对待 。 她还记得在“女士节” , 被一位教授的在课上被单独挑出来时的不适感 。 当时班上只有两位女生(包括弗罗拉) , 而她们必须回答所有问题 。 “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有可能被羞辱 , ”弗罗拉说 。 (教授)似乎认为这还不够 , 女生们还被迫为全班唱歌 。 弗罗拉 记得为准备《温塞斯拉斯好国王》(Good King Wenceslas) , 她为此练习了好几个星期 。在此处阅读金斯伯格法官对女士节的回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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