佰特公益|王胜的平行世界（一）换了五次工作用教育创新促进社会公平本文是佰特公益创始人王胜先

本文是佰特公益创始人王胜先生在2016年的一个演讲，用幽默的风格讲述了他从读大学到后来工作学习，再到走向公益的经历。虽然距离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时间了，但是初心是没有改变的。文章很长，但是我相信读完以后，您会更加了解财商教育，会更加明白金钱与尊严和幸福的关系，更加明白财经素养教育会给孩子们带来什么。
平行世界:创办百特教育之前的学思历程
在座的老师可能对我不了解，对百特教育也不了解，我接下来会讲下百特是怎样的机构、我如何创办这个机构、百特要做什么、百特和我的关联，这个过程可能会对大家有一些启发和帮助。我的题目是“平行世界（ParallelWorlds）” ，先不解释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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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讲下我个人的经历，可能更有意思一点，这是我工作以来的里程碑式年份：1991年大学毕业开始工作， 1997年换工作，间隔两年不到， 1999年换工作， 2009年换工作，现在2016年了，看来又要开始换工作，又要开始动了，七年之痒，这是绕不过去的。
1980年末青岛上大学
我是在青岛读的大学，读物理专业，大学毕业时就把物理专业相关的书全卖掉了，觉得这辈子再也不会碰和物理相关的东西了，那个年代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填报什么。我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的动物学，差了两分没去成，否则的话，我现在可能在某个动物园里面混。幸亏差了两分，入取了中国海洋大学，因为青岛有海，到海边玩玩挺好，至于读什么，当时一点也不在乎。对于我来说，物理和文科都一样，无所谓，也没想过将来要做什么。
大学一年级时，就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专业，想转系，但是那个年代不让转系，只好闷头读，不过大学还是很好混的。我从大一就开始大量地阅读英文小说，那时候，青岛中山路的新华书店有一个很小的外文部，英文小说还是影印本，不是正式出版物，它们出一本我就买一本，现在家里面的书柜里还有几十本影印的英文小说，基本上我都读过了，做梦都是英文的内容。我记得读《飘》那本小说，一千多页的英文，我读了四天四夜，上课吃饭都在读，一直读到很入戏的程度。所以大学期间是过着比较文艺的生活，学过画画，逛逛海棠，看看德国建筑，游游泳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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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古籍书店工作
大学毕业时，有机会去北京、上海或深圳等地工作，但是我非常厌倦宿舍的生活了，想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正好老家有一个书店的工作，我想去书店工作还可以继续看书，当时完全没有职业规划，不知道这个工作于我的意义，但就是想有一个能看书的地方。那时书店只有我一个大学生，在将近500平米的大堂有上万本的书，刚开始站柜台，顾客进来对我说要买哪本书，我可以指出是在哪个书架第几层哪个位置，对图书熟悉到了这样精细的程度，因为每天无事可做，就是翻书看书。后来到仓库搬运书籍，到大学里面摆地摊，到出版社购买书籍，五六年里认识了很多朋友，谈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恋爱，各种相亲，无数的不成功，浑浑噩噩地过了六年生活，差不多也厌倦了，但后来回想那是工作以来最开心的日子，没赚到钱，一个月一两百钱，没什么想法，和一帮朋友打球、瞎侃，没有规划和目标，但在这种有很多朋友和书，也没有钱和负担的情况下，是过得很开心的一段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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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慢慢成为商界精英
1990年以后，国家走向了市场经济时代，书店舒适宁静的生活被打破，书店换了经理，不允许我们这样整天开心下去了。 1997年，我就离开书店这个国营单位，下海去打工。大学时老师说我们学物理的人是万金油，啥都能做。我就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摸索了下电脑，学习了PhotoShop ，当地有一个不错的广告公司，就去应聘，成了广告设计师。刚进入新的岗位，没日没夜地干，工资很快从200块涨到了900块，觉得很有钱了，斗志昂扬，经常加班，加班的唯一好处就是遇到了女朋友，她也经常加班，后来成为了现在的老婆，所以加班其实有时候也是有好处的（笑声）。
过了一年，离开了这个公司，和朋友一起开办了自己的公司，给企业做网页，学的是新东西， 1997年后互联网刚刚兴起，当时不太懂就去杭州学习，跑到马云的公司“中国黄页”那学如何做网页，学了一个星期就差不多学会了，问马云未来怎么发展，他说也不知道，我看他也是一片茫然，长得还这么丑，于是就不想跟他混了，离开了（笑声），算是错过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回来后自己做网站差不多一年，大学同学问我要不要去帮IBM公司做互联网的公关咨询， 1998年时， IBM还在卖电脑，还没有被联想收购，需要做互联网的推广，那时懂互联网的人太少了，同学邀请我去，于是就答应去北京，也满足了自己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愿望。
在北京工作了大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之前在国营单位，后来做自己的小公司，到了北京帮IBM公司做企业咨询，见识到了一个大外企的氛围，就是井井有条，各种高大上，各种模板和职业规范，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熏陶，知道了原来企业还可以这样运转，知道了有那样职业的工作者，有那么严谨的职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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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期间，太太从老家辞职，到了北京就天天投递简历，有天莫名其妙收到了一家新加坡IT公司的录用邮件，那个公司老板问我太太是否愿意去新加坡公司工作，太太说要问一下先生，顺便告诉了那位老板，先生在帮IBM公司工作，后来老板就也给我打电话，通了15分钟电话，就问我愿不愿意一起来新加坡工作，我就想：“whynot”？反正没有孩子，就和老婆去新加坡公司工作，把我同学给甩了，他至今耿耿于怀。
我们1999年底到达新加坡，这是家做全球互联网的移动广告公司，叫BuzzCity ，还在运营中，我就做中国区的总经理，开拓中国区的市场。后来在新加坡工作生活了两三年，慢慢适应了国外的生活，了解了跨国公司的运作，那时候，公司就已经开始用互联网公司的管理方式，所有的文件、材料都在网上， BuzzCity的创始人是新加坡国家科学院的研究员，拿了创业资金和风投就开始出来做这个互联网公司，全部的工作都在网上进行，那时我就开始学习怎么在网上运作和管理公司。
除了学习国际公司的运作之外，我在新加坡生活也有很多的收获，我的大女儿在新加坡出生。在新加坡工作期间，有一件事情对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是在去了新加坡之后不久，老板跟我们开会，开完会说“中国市场你来负责”然后就走了。开始的几个月，虽然每周有开会，但也没什么话可说，他平时也不找我，没人管过我，我太太是做IT软件编程的，她都有事做，我就在办公室里守着个电脑，上上网，无事可做，我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没人来教我怎么做这个市场，怎么去开拓，怎么弄呢？没人教我。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我们新加坡老板也不知道怎么做中国市场，没人知道（笑声）。那么把你叫过来就指望你来做的，所以他也不好指导我。那么这个情况下，我就开始自己琢磨了，我怎么打开中国市场，这么大一个市场，怎么弄，然后就一点点搞，一点点琢磨，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跟这个洽谈跟那个洽谈，飞到国内来找合作伙伴，差不多一年左右，那个时代还是属于用户数的时代，谁用户数量大谁就是老大，我们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中国地区的用户数成了公司各个国家里面做得最大的。那个时候印度也不行，我们是最大，第一年我就得了公司最有价值员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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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历让我体会到：一个人在某一个环境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自己要去找方向，自己要去找出路，在没有人帮你，没有人去给你很大的资源空间的时候，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个困境，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个未知的未来。你拿了工资，也没人给你压力的时候，你怎么自己给自己找压力，自己给自己找目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有创业精神。
我现在可以说，你王胜有创业精神，是一个会创业的人，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创业精神，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其实，我们遇到一个人，并开始合作的时候，他自己找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你的老板很可能跟你一样茫然无措，这个时候你怎么去面对现实，这很重要。
就像学校里的老师，当你刚接手一个新班，有时候校长知道怎么做，有时候校长可能不知道，有时候校长故意说不知道，让你去探索——怎样去管理好一个班级，去处理一个突发事件。这个时候，就需要创业意识。在新加坡这个公司工作了六年，学到了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学到了创新的精神。
在新加坡生活工作了两年，我们回到了中国，我还是要回到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发展很快，我选择到上海定居，开始在上海开拓中国市场，很快就迎来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那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通过技术来赚钱很容易。我们是通过短信订阅，发一条信息，例如，一天发你一条健康信息，告诉你早上应该吃早饭，晚上应该少吃饭，诸如此类。一条健康信息，一个月是5块钱，那个时候， 5块钱也不多，假如说我有50万用户，一个月就有250万。对吧，那是个很疯狂的年代。
类似的短信息很多，我那个时候的工作就是搭建合作伙伴，建立架构，然后天天盯着电脑看，看你这个健康信息有多少用户，娱乐信息多少用户，体育信息多少用户，这边不停的业务翻番，那边一天几十万的钱进来。看完我就走了，就不管了，这个生意简直是不用做，那是太容易赚钱的时代。
这个状态的好处，对生意来说是好的，坏处是对我当时这样一个三十几岁的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陷阱。你不知道，其实你最顺利的时候往往是你面临最大陷阱的时候，但我们不知道是最大的陷阱，当你做生意很容易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很容易，对吧。
对可预见的人生轨迹产生怀疑
那时我在上海买了房子，在恒隆广场上班，是上海最好的办公楼，光鲜得很。上班时就到恒隆对面的中信泰富厦门上海第一个StarBucks去喝喝咖啡，看看美女，和合作伙伴谈谈话，聊聊天。因为合作伙伴和我们一起赚钱，对我们的态度也很好。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好像你的人生就是从家里到上班去看看电脑看看钱，到月底跟合作伙伴把钱拿回来。其实也不是钱，是数字，把它交给老板，再拿工资。好像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轨迹，时间一长，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再次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如同我之前在老家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工资，也没有方向，就天天玩，看书，日子过得很充实，因为你有很多书可以看，很多朋友可以玩。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人生的每个阶段，我都过得非常的充实，但是充实不意味着你有方向，不意味着你有目标，不意味着你有意义感。
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为了更快地融入上海，我到复旦大学和香港大学合办的沪港管理学院读了一个MBA ，交了很多MBA的朋友，每两周末去读两天书，看起来你读了很多，其实管理学的知识，很多是基础性的东西。当时我还有个篮球队，我们可以每周去打篮球，上海的很多篮球场我们都打过了，但是这种充实的日子并不意味着我有成就感，并不意味着我有意义感，就这么一个日子吧！
这样的日子到了第六年的时候，这种无意义感越来越多，越来越不清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的方向在哪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相信很多进入职场的人，工作了五六年之后，当你拿到了中级职称或者高级职称之后，慢慢也会发现，就是你工作已经上手，教书教得很溜，什么都很溜的时候，你此时的价值感也在慢慢的下降。我那个时候整天吃喝玩乐，也不照顾家庭，跟我大女儿交流也不多，只是周末简单带她出去玩玩，给她读读睡前故事，其他也不管，所以我老婆对我很不满意，一直不肯要第二个孩子，理由很简单，生了孩子你也不顾家，干嘛要生，不生，那时候就那么一个状态。
2002年，寻找意义的过程中找到方向——做教育
2002年，拿了香港大学的MBA硕士学位，又不知道干什么了，就想干脆继续读个博士吧，其实读博士并不是说我要读那个博士，只是那时候无事可做，总得找个事做，那么读博士总不能再读管理学吧，管理学本来就是混出来的学位，那么再读再混不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么。大家知道，在中国读博士的第一步是认识博导，所以我就想找什么博导呢，我就找了我哥哥，他是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认识很多教育界的人士，他说你这样，我认识苏州大学的朱永新老师，我跟他说一说，看他能不能要你，他就跟朱永新老师说，我弟弟要读博士。
朱永新老师是这样一个背景，大家也知道他是做新教育实验的，他2002年开始推广新教育，推广阅读、书香校园、教师发展等，他也发起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推广各种教育创新的事情。到了2005年，新教育实验在全国已经开始有名气，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一线的名师，他们创办了教育在线网站，很多人在教育在线网站上交流谈论，但是网站的管理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研究院的运作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一帮书生不知道怎么管理网站，不知道怎么运作研究院，朱老师一听，啊，你弟弟是管理人才，又是做互联网的，我要。
我之前没有教育背景，我家所有的人都是老师，就我一个人不是老师，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全部做过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但就我一个人不是老师。朱老师说你来，因为我需要你帮我管理这个网站，管理这个研究院，但是你要考试。我想那就考吧，考试咱不怕，我就考呗！英语没问题，政治和教育理论也过关了， 2005年就考上了苏州大学教育哲学的博士研究生，开始跟着朱老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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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开始我进入教育行业，但没想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坑。朱老师不是一般的博导，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学者，非常独特地实践中做教育的博导，因为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把工资之外所有的钱都捐来做这个新教育。他给我们上课也很独特，那个时候他还是苏州市的副市长，在苏州大学有个朱永新工作室，他每周一晚七点到十点把我们这些博士生研究生以及访问学者等拉到他的工作室，然后让每个人谈谈你上周读了什么书，干了什么事，每个人都要讲，其实对很多一线的老师来说是很好讲的，我读了某本书，做了什么叫教育创新，有了什么收获......但轮到我讲的时候，我就很彷徨，因为我没读什么教育方面的书，我读的书可能跟这个教育完全不相干，我做的事情跟课堂教学也不相干，我在一线的名师面前我真是个傻子，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总不能说管理经验吧，我那个时候也没什么管理经验，我那时候做互联网的也不需要管理经验你就管管IT技术就好了，那我讲什么呢？
国内有很多名师都是我的同学，每个人都是滔滔不绝，口吐莲花，我能讲什么？我不知道讲什么！所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像个傻瓜一样不知道怎么开口，只能干巴巴讲几句话，我读了这本书，这个书讲的是什么东西，朱老师每次都不太耐烦的听我讲话， “好行行行，差不多行了，你到边上去吧…”其他人再讲，他也知道我讲不了，我也觉得我讲不了，我也写不了，所以跟这帮名师在一起时是很痛苦的一段经历。所以我很不喜欢他们，但也没办法，我还得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朱老师上课的一种方式，每周要过这堂课，然后每周三晚上就到干将路上的两岸咖啡，他家对面的两岸咖啡，谈谈新教育实验的事情，每周一晚上是谈学习的事，读书的事，每周三晚上是谈工作的事，那谈工作的事我倒是可以讲讲网站怎么样，但其实也轮不到我讲太多，因为他身边围着太多的名师给他讲各种各样的故事。
那个时候朱老师作为苏州的副市长，还在苏州工作，不像现在在北京工作，那时我们可以每周和他见面交流，他用了很多的业余时间跟我们这些人混在一块，谈新教育，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这是最好的课堂，比那个给我们讲教育理论要生动更加有趣。但当时不知道，当时只知道跟在他后面去喝茶开会谈事，交各种各样的朋友。
这样过了差不多大半年，工作也越来越多,我就发现他身边这样的一帮人，所谓的一个疯子带着一帮傻子在做新教育，我就觉得真的是一帮傻子了，因为这帮人真的是不拿一分钱跟着朱老师做新教育，这么有热情这么有激情，很多人也都三十多岁了，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这帮人也不为了钱在这边整天高谈阔论是干嘛呢。对我这个十几年商业社会里混出来的人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我觉得很奇怪很莫名其妙，这帮人为什么对教育如此痴迷，对这个这么有热情。后来朱老师说你怎么办，你这个博士怎么读，你还要全职读，还不能回去工作。
后来我干脆把新加坡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的工作辞掉了，就全职跟着朱老师来做事，其实那个时候我感触还不是读书的，我就做事就好了。为他们服务，我想在整个新教育实验里面我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我是为大家服务的人，我为大家找钱，为大家把网站服务好，把会议的安排做好，我觉得我也尽到我的一份责任，至于是不是我站在前台讲，我不求这个事。咱们做商业的人是很容易自我找台阶的，我找到自己的定位我觉得也挺好，我也不跟哪个争，所以我就把工作辞掉，把几十万年薪的工作辞掉，还没敢跟老婆讲，这个讲了肯定过不了，老婆也是糊里糊涂的，也没太问。
然后从2005年开始，就给大家做服务的工作，这个坑就很大了，这个没工资的工作，一做就做了五年时间，五年我们没拿工资就做这个事，你想从05年到09年这五年的时间，我就忙着这个新教育实验的推广。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
再后来，我就跟了杨东平老师去了北京，好像是2006年底去的，去做教育公共政策，就意味着整个团队一分为二，一个团队留在苏州做新教育实验，一个团队去北京做21世纪教育研究院，就是教育公共政策研究和倡导。杨东平教授和朱永新教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不同风格的教授。杨老师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演讲不行，但他的逻辑非常清楚，表达非常清晰。朱老师是个非常热情洋溢的人，很有感染力，他的口才非常好，听完他的演讲热血沸腾，就要跟他做新教育，但杨东平老师没有这个能力，不过对我这样一个商业背景的人来讲，我更喜欢杨老师这样的风格，因为更加的理性思维，因为我感性不行啊，就跟着理性。
这样我又回到了北京开始推动教育公共政策的改变，例如教师的薪酬改革，职业教育的融入，民办教育的改革，高考制度的改革。这期间组织了无数的会，做了无数的报告，去很多的学校去调研，在更大的视野下，看中国教育是怎么回事。其实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里面我的定位还是一个做服务的人，但是我跟着这帮学者开始对中国教育的认识和了解已经跳出了以小学教育为主体，以阅读为核心的教育视野，看到一个更广泛的视野。原来我们的教育还有很多创新的地方，无论是制度的创新，还是校长领导力的创新，还是课堂教学的创新、课程的创新，有这么多的视角可以推动教育的变革，我开始对教育有更广泛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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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到2010年这四年时间，我在北京就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其实也是开创性的工作。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研究院也是一穷二白，到了北京一切从零开始，当时也只有两三个人，钱也没有，工资也没有，就这么几个人开始做研究院。
不过我们有杨东平这样很好的教授是一个很充实的基础，但是资金和运作上是从零开始，不过对我来说从零开始恰恰是最不怕的，我最不怕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要的就是空间，只要给我空间，我就能把它做出来，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北京打天下。在杨老师的指导下，我就跟福特基金会的何进先生洽谈，谈中国教育制度创新奖的项目，我在公益界拿到的第一笔就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十九万美元，当时是很大一笔钱，你想2007年拿到十几万美元就是一百多万开始运作意味着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除了找钱，还需要机构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不能只是你一小撮人在做，最好各界的资源能够整合起来，一起来做，所以我们后来就说搭建一个理事会。找谁呢，杨老师就发挥了他的作用，利用他的威望，找了当时还是西安欧亚学院的创始人胡建波先生，后来通过胡建波找了徐小平，找了陈丹青、袁岳等，找了很多这种公共知识分子来做我们的理事。当然除了出谋划策，还有资金上思想上的一个保证，把这个研究院搭建一个框架可以朝前走。那几年我们也发布《中国教育蓝皮书》，每年都出的。创办了“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 ，资助教育研究的“小资计划”等等，也开始关注小范围的农村制度的研究，经过三四年的时间，就把21世纪教育研究院搭建了一个框架，组建了一个团队。
从2005年跟朱永新老师做新教育实验，做阅读教育的推广，到2007年跟杨东平老师做这个教育公共政策的研究和肠道，经历了两种不同风格的高手在一起的工作，对教育有了很多新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朱老师这个教育创新之路，他很强有力的做法是：不管教育制度改不改变，不管教育制度如何桎梏人，我们戴着脚镣也要跳舞。作为一名教师，关起这个教室门，我们就是这个教室的国王，在这四十五分钟的课堂上我就能决定如何度过。通过这样的信念，使得一大批的老师说我也可以做教育创新，我也可以追求好的教育理想，我也可以做一个好的老师，只要我想，我就能做！这是朱老师的信条，他是这么想，他也是这么做的，他推动了新教育上百万师生的变革，这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样的教育创新也有其局限，以个人激情个人的理想追求为途径来走的创新之路，有好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它太个性化，它很难调出一个通用的模式。这是一个可以鼓舞人的模式，但不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式，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讲座会影响到哪一位老师，对这个老师会影响到什么程度你是无法预计的。朱老师可以说，他做一次讲座就能影响几个人，也可能几十人，一百多个人，但一直能够影响人，但这个人是谁，他会有什么变化，他不知道，这是一场不可预计的教育变革，对个别人的依赖程度很高。
那杨东平老师做的是另外一个模式，他认为中国教育创新之路应该推动制度的变革，因为制度一变革，就会影响很多人很多事，比方一个县的教育局局长，他决定减负，他决定考试不要全部以成绩为中心，他决定校长有更多的自主权，整个县所有的学校都会放松，都会改变，所以制度的变革是最大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他认为制度是最大的变革，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做法，是很好的一个途径。但是它也有它的缺陷，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制度变革什么时候发生，发生多少也不知道。我们的政府什么时候采用了你的哪一条建议，建议实施什么程度你不知道，但你知道它可能会发生，可能在云南发生可能在河南发生，也可能在教育部发生，你不知道。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但是是两条相辅相成的路，都是以民间的力量推动教育变革。
跟着两位顶尖高手做了这么多年之后我觉得非常的好，但是如果说我自己要做的话，这两条路我都做不到。因为我推动个人的这种变革，我没有那个影响力，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激情，当我听到“教育是一朵云影响一朵云，一个人影响一个人”的时候，作为商业出身的人我听到就觉得这事不太靠谱，什么“一朵云影响一朵云，一棵树摇动一棵树”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感性的东西太多了，我听到太感性的东西就头皮发麻，但是我也知道它是对的，因为我看看这么多活生生的老师在变化着。我听到朱老师的演讲真是滔滔不绝，一些老师受影响很大，但是我就老嘲笑他尽是忽悠人，但是他真得忽悠得很美忽悠得很好，我没这能力啊，我做不到，所以说这条路我走不通。那杨老师的这条路呢，我也走不通，它也需要很高的影响力，需要很强大的人脉关系，本身有很深学术的积淀，这才能做到影响很多的学者专家媒体来一起做这件事，我也做不到。
那我能做什么？最终我们都会发现每个人能够做的事情都跟他的历史有关系，跟他的背景有关系，跟他的经历有关系，那我十几年商业的经历可能决定了我要做教育创新可能走跟商业类似的道路。我就想是不是可以从一个相对可复制、有边界的一个东西去操作，就是这件事是有头有尾的、有范围，然后这件事就是相对比较容易复制，它的成本可能容易核算的一件事情。这件事在教育里面是有的，其实就是一门课程，无论是哪一门课程它都有课程的目的、课程的设计、课程的过程、课程的评价，有头有尾。它都有一个载体，它要么是一本书要么是一堆教育用材，使用起来就有一段流程，这个流程是可以相对规范化的，所以说如果是课程创新的话，我可能有这条路可以走。只是如果要走这条路的话，怎么走那时我也不知道。从哪个课程入手呢，德育，安全教育，环保教育，体育......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就看运气了。
下期王胜的平行世界（二）
【佰特公益|王胜的平行世界（一）换了五次工作用教育创新促进社会公平】2009年，运气来临，课程方向和资金“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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佰特公益|王胜的平行世界（一）换了五次工作用教育创新促进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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