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谷曙光读《余叔岩年谱》｜杜月笙的面子与余叔岩的骨气
_原题是：谷曙光读《余叔岩年谱》｜杜月笙的面子与余叔岩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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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叔岩年谱》 ， 张斯琦著 ， 中华书局2020年1月出版 ， 512页 ， 98.00元
由《余叔岩年谱》思及一桩公案
近日 ， 笔者读到一本新书——《余叔岩年谱》 ， 其书从晚清民国大量的旧报刊和老戏单中 ， 爬梳剔抉 ， 参互考寻 ， 细致勾勒出一代名伶余叔岩的演剧生涯、艺术人生 。 平心而论 ， 这种工作 ，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很难完成的 ， 因为彼时 ， 晚清以来的大量报刊文献尚未电子化 ， 而纯人工的检索 ， 精力和效率都毕竟有限 。 朱经畬老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撰有《余叔岩艺事年谱》（后刊于《余叔岩研究》） ， 虽简略且有错讹 ， 但在当时亦属难得 。 现在 ， 《余叔岩年谱》的作者顺应潮流 ， 充分利用了近代以来的各种电子文献；然而 ， 光有“利器”而不谙熟皮黄 ， 也是“空对宝山” ， 故更重要的是 ， 作者沉潜其中 ， 勤勉从事 ， 遂后来居上 ， 著成信而可征的年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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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旬刊》以上色之“余叔岩赏荷”为封面
《余叔岩年谱》的体例设计很用心 ， 多数年份的正文之前都加按语 ， 将余氏一年之重要经历撮述 ， 同时旁及剧坛大事 。 对部分事件的考异辨析 ， 亦以按语形式出之 ， 下笔审慎 。 年谱中颇多旧文征引 ， 看似篇幅较长 ， 实则引文多稀见或独具史料价值之文献 ， 故引用非但不嫌其长 ， 反而对谱主及梨园生态有烘云托月之效 。 年谱的另一个特别的优长 ， 是照片的选择精当 ， 影印清晰 ， 令整本书收图文并茂之效 。 可惜的是 ， 年谱没有影印老戏单 ， 令人颇觉遗憾 。 就目前已出版的数种名伶年谱论 ， 这本无疑是品质较高的 ， 亦可算作电子化时代的学术馈赠 ， 值得向学术界、戏曲界和爱好者推荐 。
余叔岩是与梅兰芳、杨小楼并称的京剧“三大贤” ， 他的影响力如此之大 ， 而舞台生涯却在三人中最短促 。 在余的一生中 ， 有几件事 ， 一直流传众口 ， 屡被提及 ， 如拜谭鑫培为师、“十八张半”老唱片、收孟小冬和李少春为徒等；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 恐怕是1931年6月拒绝赴沪参加杜月笙家祠落成之盛大堂会 。 关于此事 ， 众说纷纭 ， 由来已久 ， 俨然成为一大公案 。 观《余叔岩年谱》 ， 只引了两家说法 ， 且未加裁断 。 笔者思及此事重要 ， 关涉谱主“出处大节” ， 不妨排比诸说 ， 细加寻绎 ， 以廓清迷雾 ， 探查真相 。
“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杜祠堂会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有名句“富贵不归故乡 ， 如衣绣夜行” ， 有谁知道？又有何快乐可言？大约杜月笙就是信奉此“名言”者 ， 于是在发迹后 ， 心心念念在浦东高桥家乡修建水木清华的宏伟祠堂 。 章君榖著、陆京士校订的《杜月笙传》谈到：“杜氏家祠竣工 ， 举行栗主奉安之礼 ， 时在民国二十年六月十日 ， 是为杜月笙一生之中 ， 巅峰状态时期的空前豪举 。 ”所言不虚 ， 杜祠落成 ， 确为杜氏一生之高潮 。
祠堂肇建 ， 如果只举行庄严典礼 ， 显然不够吸引人 ， 按照惯例 ， 是一定要热热闹闹唱几天戏的 ， 何况杜月笙本人就是超级大戏迷 。 于是 ， 名伶堂会就成为整个庆典的重中之重 。 九十年过去了 ， 当日奉安典礼早已风流云散 ， 而盛大堂会却依旧脍炙人口、历久如新 。 据钱华《杜祠堂会写真》 （《申报》1931年6月16日）报道：
杜月笙先生浦东高桥宗祠落成典礼 ， 于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举行盛大堂会三日 。 会集南北名伶 ， 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 及杨小楼、龚云甫、王又宸、马连良、谭小培父子、王少楼、高庆奎、言菊朋等莫不参与 ， 可谓沪上空前未有之会串 。 宾客日以数万计 ， 高桥道上 ， 冠盖如云 。
三天堂会南北名伶荟萃 ， 祠堂内外高搭两个彩台同时上演 ， 万人空巷来观 ， 真可谓“烈火烹油 ， 鲜花着锦” ， 为整个庆祝活动的最大看点 。 关于剧目 ， 诸多书刊都有记载 ， 不必再费篇幅 。 据《荀慧生日记》 ， 杜祠堂会固然宏盛 ， 但也实在混乱 。 因地点偏僻 ， 交通极为不便 ， 人潮汹涌而至 ， 接待方面就显得捉襟见肘 ， 各种突发状况不断 。 连参加堂会的两大头号名伶都无专人迎迓 ， “国剧宗师”杨小楼竟从浦东码头步行至杜祠；梅兰芳更离谱 ， “觅汽车不得 ， 竟坐老汉所推之独轮小车 ， 俗称老汉推车是也” ， 一时传为笑谈 。 而实际演出与原订节目 ， 亦有较多变化 ， 这是仅看预告所不能知者 。 最后一天的压轴戏《五花洞》 ， 由“四大名旦”外加雪艳琴、高庆奎、金少山演出 ， 竟然迟至第二天凌晨四点四十分才登场 ， 五点二十分演毕 。 最后还有一出南方名伶周信芳等的送客戏《庆赏黄马褂》 ， 才算功德圆满 。 如果从11日中午十二点开戏算起 ， 直演到12日旭日东升 ， 整整十六个小时（傍晚有休息） ， 堪称空前绝后之国剧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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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祠堂会举办后之大合影
杜祠堂会固然万头攒动、举市若狂 ， 但还是留有遗憾 。 明眼人可以看出 ， 重量级的名伶几乎都到场 ， 唯独缺了当时的“须生王座”余叔岩 。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 最高规格的京剧堂会 ， 梅、杨、余“三大贤”到齐 ， 才算是“顶级标配” 。 正如翁思再《余叔岩传》所言：“如今是三贤缺一 ， 就像青铜大鼎只备两只脚 ， 何能支撑而鼎立？真是一件煞风景的事 。 ”譬喻甚妙 。
如何看待今古纷纭、聚讼盈庭
关于杜祠堂会 ， 过去喋喋不休地谈其盛况空前的一面 ， 对其政治宣示和实力隐喻的另一面 ， 多少有些忽略 。 名伶堂会固然显示了杜月笙的风雅品味和“与民同乐”的态度 ， 但更是在向社会大众彰显其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呼风唤雨的权势 。 因此 ， 说堂会是娱乐消遣 ， 当然不错；但深层次 ， 更是一种娱乐政治 ， 巩固和强化了杜的上海滩头等大亨形象、地位 。 余叔岩的缺席 ， 为何社会影响那么大 ， 也就可以思过半矣 。
关于余的缺席 ， 当时报刊就有报道 ， 上海《梨园公报》第三百三十号 （1931年6月12日）刊登简短启事：“杜祠会串原有近代须生泰斗余叔岩 ， 因余有病 ， 未克来沪 ， 对杜公极表抱歉 。 并云将来如有机会 ， 必特别效劳 ， 意气勤勤恳恳 。 往平代表返沪后向杜公言之如此 。 ”
启事虽短 ， 却说明坊间一定议论纷纷 ， 甚至已流言满天飞 ， 于是才有必要在上海伶界联合会的机关报上澄清一下 ， 反倒有点“欲盖弥彰”的意味了 。 当时的民间舆论究竟是怎样的看法？能否找到这方面的材料？名采访人员、名报人徐铸成的《杜月笙正传》 ， 谈到了彼时的“舆情”：
我当时在汉口听到的“舆论” ， 一致赞许余叔岩 ， 认为他能“顶”住再三的邀请 ， 坚决不南下 ， 真是了不起的硬骨头 。
这或可代表社会舆论的一般看法 ， 即民众口碑 。
日久迁延 ， 余大贤未到沪捧场的消息 ， 一是口耳相传 ， 二是不断被写入书刊 ， 一提再提 ， 遂酿成一大公案 。 棘手的是 ， 这些说法 ， 颇有差异 ， 甚至彼此抵牾 ， 令人无所适从 。 想要解决问题 ， 拨开云雾 ， 首先必须梳理史料 ， 最好能竭泽而渔 ， 并特别关注那些重要而具代表性的说法 ， 然后按迹循踪 ， 钩沉因果 ， 论断是非 ， 最后下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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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叔岩《镇潭州》剧照
笔者认为 ， 关于此事 ， 最值得重视的 ， 自然是余、杜两人自己的叙述 ， 可惜目前找不到相关史料 。 在存世的多种记载里 ， 与余熟识的友人和合作者的说法 ， 可采信程度较高 。 因为他们接近余 ， 很可能亲自听余本人谈过此事 。 其次是参加了杜祠堂会的当事人的记述 ， 再次是同时代人转述当事人的话 。 等而下之者 ， 是年代较晚的材料和传闻 ， 辗转抄袭改篡 ， 有时还添油加醋 ， 越发没有价值了 。
张伯驹的诗文及反驳
余叔岩友人的说法 ， 兹以影响最大的张伯驹为例 。 张氏《红毹纪梦诗注》有诗云：“笑他势力岂能移？直节干霄竹是师 。 纵使沪滨难再到 ， 不来出演杜家祠 。 ”诗下注云：“上海帮首杜月笙建筑家祠 ， 告成 ， 款待贺客 ， 遍约京沪名演员演剧 。 京梅、杨以及各演员皆到 ， 独叔岩一再约不去 。 杜使人传语曰：‘如不去 ， 此生休想再到上海滩 。 ’叔岩曰：‘宁此生不到上海 ， 也不去杜家演戏 。 ’此足见叔岩之气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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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叔岩与张伯驹合摄之《四郎探母》
张氏诗文 ， 流传甚广 ， 既不乏赞同者 ， 亦有言为“肉麻”者 。 然则 ， 张的说法 ， 是否有溢美拔高的成分？反驳者何许人也？颇有意味的是 ， 笔者找到了“杜家人”的辩驳 。 在杜月笙长子杜维藩写的《我的父亲杜月笙》里 ， 专门谈及此事 。 杜云：“另有件事 ， 是我必须为先父澄清的 。 ……（张伯驹的说法）这绝对是误传 。 ……余叔岩辞谢邀约 ， 事后即有此传言 ， 苦于无从辩解 ， 也无法请余叔岩出面辟谣 。 多年以来 ， 我对这件事 ， 不无耿耿 。 ”足见杜家人念兹在兹 。 杜维藩还进一步披露了从黄金荣的孙子那里听来的“秘闻” 。 即：余之所以“不敢”去上海 ， 缘于最后一次赴沪演出的失败 。 那次是黄金荣的邀约 ， 在共舞台 ， 但曲高和寡 ， 卖座惨淡 ， 余栽了跟头 ， 不等合同期满 ， 就铩羽北归了 。 但黄老板仍“大度”地支付了全部包银 ， 惟要求余承诺 ， 如再到上海 ， 务必“补足”这次所欠的日子 。 余一直忌惮对黄的宿诺 。 ……
这番话 ， 听起来头头是道 ， 又有黄家披露的秘辛 ， 其实却距史实甚远 ， 根本不值一驳 。 按 ， 余叔岩一生三次到沪演剧 。 最后一次 ， 是1923年10月下旬 ， 应上海陶宅堂会 ， 演了三场 。 之后 ， 共舞台的老板黄金荣“打秋风” ， 邀余登台 。 这可省却往返川资等许多花销 ， 差不多是无本买卖 ， 也只有帮会大亨敢这样“敲竹杠”吧？黄还“顺道”邀了在沪的程艳秋与余合作 。 如此坚强阵容 ， 何愁不上座？黄恨不得让余、程多演些日子 。 但余仅唱了八天即北返 ， 盖不愿被大亨榨取太多“剩余价值”也 。 请看 ， 连基本事实都南辕北辙 ， 杜家人的辩驳就很“苍白”了 ， 难以取信于人 。
有趣的是 ， “杜家人”出来说话 ， 而“余家人”后来也有表态 。 余叔岩之女慧清《忆父亲余叔岩》亦谈到其父不赴沪：“这是由于他不拜客 ， 以前来上海演出时已受够恶势力的苦头 ， 所以不想与他们有任何联系 。 ”因写杜子之说 ， 姑且先将余女之言附笔于此 ， 后文再与他人之说合议 。
除了杜家人 ， 上海前辈剧评家张古愚也曾公开反驳张伯驹 。 古愚翁写了《余叔岩未赴杜祠堂会原因另一说》 ， 竟认为杜月笙压根就没邀请余 ， 而余“宁可日后不去上海演出也不愿为大流氓效劳”云云 ， 纯属张伯驹的臆说 。 古愚文的关键情节是：杜祠的这三天大堂会的总提调是金廷荪 ， 协助办事的有洪雁宾、孙兰亭 。 洪是杜家人 ， 孙是金的干儿子 。 不邀余叔岩 ， 是余叔岩的好友、上海名票罗亮生（陈彦衡弟子）提出的 。 罗亮生认为 ， 杜祠内外的两个戏台都是临时搭起的 ， 台上没有拢音设备 ， 场子大、四面空风（周围皆为农田） ， 余叔岩嗓音细小 ， 在戏园里十排后就听不清了 ， 这种戏台是根本没法让余叔岩登台唱戏的 。 金廷荪接受了罗亮生的建议 ， 所以未邀余叔岩 。
这“新说”石破天惊 ， 乍看起来 ， 也颇足令人相信 。 文章牵涉的关键人物 ， 是早年沪上名票罗亮生 ， 似乎张是听罗亲口说的 。 至此 ， 可谓迷雾重重矣 。 关键还是当事人的叙述 。 好在笔者费了一番功夫 ， 查到了罗亮生本人的说法 ， 罗《五十年前京戏老生之回忆》云：
浦东高桥杜祠落成堂会（杜月笙 ， 上海头等白相人） ， 所有在北京（包括上海）的名演员……都被邀来参加演出 ， 独有余叔岩不买杜月笙的帐 ， 不管如何威迫利诱就是坚决不来 ， 这一点是值得佩服的 。
白纸黑字 ， 张古愚的“没邀余”的离奇说法已不攻自破 。 罗是上海滩很有权威的前辈名票 ， 余叔岩有一次在上海碰到票房的麻烦 ， 就是托罗帮忙解围的 。 罗文值得重视 ， 等于是“加持”了张伯驹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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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叔岩《洗浮山》剧照
试问 ， 张伯驹的说法从何而来？张氏其人早已盖棺论定 ， 他虽有“张大怪”的外号 ， 但身行方正、耿介直言 ， 人品为人称道 ， 故其所谈当不是空穴来风 。 合理推测 ， 余叔岩于小范围的朋友圈 ， 在二三知己聚会聊天中 ， 很可能会拿拒绝杜月笙做“谈资” ， 而言下恐怕不无傲岸意 。 张伯驹的叙述 ， 应得之于余府座中闲谈 。
杭、孙、何：另几家需要介绍的说法
余叔岩合作者的说法 ， 以“鼓佬”杭子和为例 。 1931年 ， 余已辍演很久 ， 杭为生计 ， 早另“傍”他人了 。 关于杜祠堂会 ， 杭晚年在《司鼓生涯》里大谈特谈：
可是不管怎么劝 ， 余叔岩就愣没去 。 按那时候凡是大堂会 ， 如果没有梅兰芳、余叔岩和杨小楼三人参加 ， 或是缺其中之一 ， 就算不上讲究 ， 这堂会就不够派头 ， 不算阔气 。 而余叔岩就不去上海 ， 杜月笙也奈何他不得 。 但是一个艺人脾气耿直 ， 敢于顶撞黄金荣、杜月笙 ， 可是从此他不再去上海 ， 虽说是赌气 ， 说实在的也是提防他们下毒手 。 明枪易躲 ， 暗箭难防啊！做艺人吃戏饭真是提心吊胆！
其说法跟张伯驹、罗亮生差不多 。 按说 ， 杭的年辈老 ， 又是当事人 ， 所谈应有价值 ， 但实际却大打折扣 。 再引一段杭谈老旦泰斗龚云甫的：
那时候龚云甫已经六十多岁了 ， 正患重病 ， 本不打算去上海 ， 但是抗不过杜月笙派来邀角儿人的威胁逼迫 ， 不为挣钱也为保性命 ， 也只可抱病动身了 。 那时候我除了给余叔岩打鼓以外 ， 还给陈德霖、王凤卿、龚云甫打鼓 ， 这三位都是被邀去上海参加堂会演出 ， 我当然也随同他们一起去上海了 。 那是六月间 ， 天气闷热 ， 加上路上劳累 ， 龚云甫到了上海病更加重 ， 已经沉沉卧床不起 ， 但是杜月笙毫无人性 ， 仍逼迫龚云甫唱《太君辞朝》……
后来的情节是龚在台上摔倒 ， 病上加病 ， 送回北京没几天就“呜呼哀哉”了 。 可惜杭的口述存在颇多问题 。 杜祠堂会 ， 王凤卿没去 ， 陈德霖已死 ， 而杭说跟他们一同去沪 ， 岂非痴人说梦！至于龚云甫 ， 是参加堂会后的第二年去世的 ， 差不多相隔一整年 ， 远非回北京没几天就故去 。
杭子和的口述那么多事实错误 ， 恐怕不是偶然 。 张古愚甚至认为 ， 杭是“故意造谣” 。 古愚的《余叔岩未赴杜祠堂会原因另一说》也爆了“猛料”：
余叔岩的鼓师杭子和听说这次去上海参加杜祠堂会 ， 酬劳相当可观 ， 为马连良司鼓的乔玉林、为程砚秋司鼓的白登云 ， 都满载而归 。 不邀余叔岩 ， 杭子和也捞不到油水 ， 因此对杜月笙怀恨 ， 制造“龚云甫之死”的谣言 。
由此言之 ， 杭有没有去上海参加堂会 ， 都成问题！“亲历者”的回忆 ， 却存在那么多错讹；可见历史真相扑朔迷离 ， 而欲探查 ， 何其难哉！然而 ， 说杭“故意造谣” ， 恐怕亦非事实 。 杭口述《司鼓生涯》是在1962、1963年 ， 那时已七十五岁高龄 ， 听力又差 。 彼时老艺人回忆录的“主旋律” ， 大率为揭露旧社会的黑暗 ， 重笔写艺人受压迫的悲惨遭遇……或许有关方面有“引导” ， 而杭为了迎合 ， 就信口开河了 。
孙养农、孙曜东兄弟 ， 出身名门 ， 乃银行家 ， 都是余宅座上客 ， 可以登堂入室 。 他们的说法 ， 也值得重视 。 孙养农五十年代在香港写了《谈余叔岩》一书 ， 其中谈到：
那次余氏之不参加 ， 实在是为了从前屡次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 另有苦衷 。 如若去了 ， 再有人约唱营业戏 ， 唱也不好 ， 不唱也不好 ， 所以再三考虑之下 ， 就毅然决然地不参加 ， 况且身体也实在是太坏 ， 所以就向杜氏婉言推辞了 。
孙的一番话 ， 倒合情合理 ， 不过也话里有话 。 余叔岩在上海 ， 确实屡次碰到不愉快的事 ， 亦与帮会有关 。 这恰好可与余女慧清的说法相印证 。 孙曜东晚年口述的《浮世万象》则说：“余硬顶着不去唱 ， 显示了他不畏强暴的骨气 。 同时还有一个内部原因 ， 就是那时嗓子已经坏了 ， ……万一演砸了 ， 这个名声就不好收拾 ， 所以硬着头皮顶 。 ”故强项硬顶是一面 ， 而爱惜羽毛是另一面 。 关于因病不能参加 ， 赞同者亦多 ， 媒体人徐铸成认为：
余叔岩高风亮节 ， 自然极可钦敬 ， 但他也有一个与梅、杨等不同的具体情况 ， 他那时已得了肝腰重病 ， 基本已不能公演了 ， “上海这个码头我不要了” ， 因此就更可以理直气壮 ， 无所恐惧 。
既肯定了余的风骨 ， 也指出他无欲者无畏 ， 而无畏者则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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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养农之《谈余叔岩》书影
小生名票何时希撰《余叔岩与杜月笙的决裂》 ， 标题用“决裂” ， 颇为惹眼 。 何文有“独得之秘” ， 系当年与八十八岁的南方名丑刘斌昆交谈 ， 而知悉了一些重要信息 。 比如 ， 杜派到北平的邀角人有名净金少山 ， 而金与余还是把兄弟 ， 故金以为约妥余十拿九稳 。 谁知金策略不对 ， 惹恼秉性刚强的余 ， 双方话不投机 ， 终于不欢而散 。 何文的结论是：“归根结底是他（指余）有财、有病 ， 可以不倚唱戏为生计 ， 加以金少山又刺激了他 ， 这是最洞彻的事实 。 ”何为表示确凿可信 ， 还特别说明系当事人所谈 ， 且有多个信息源相互印证 。
“杜先生的面子”
众所周知 ， 上海滩早年流行一句话——“杜先生的面子” ， 似乎没有杜先生办不到的事！从杜月笙一贯行事的风格来看 ， 不干则已 ， 若干的话 ， 就一定要拔得头筹 。 其实黄金荣、张啸林等大亨何尝未办过堂会？然而 ， 就是没有杜月笙的声势浩大 。
从杜祠堂会规模看 ， 杜月笙真是打算将北平名伶一网打尽的 。 笔者以为 ， 杜就是要“处心积虑”地办一场民国史上空前绝后的堂会 。 单缺某一名伶 ， 不算什么；但余是须生首座 ， 地位举足轻重 ， 影响了杜的面子 ， 就成为美中不足 。
杜祠堂会的大运作 ， 杜不必亲自出马 ， 当是成立“公关小组” ， 派专人到北平 ， 接洽联络 。 负责邀角者 ， 必定神通广大 。 笔者很好奇 ， 都有哪些人呢？据杜祠庆典《积善余庆》小册子 ， 总理庆典者为虞洽卿、王晓籁、黄金荣三人 。 另设有专门的剧务处 ， 主任张啸林、副主任朱联馥 ， 成员有周信芳、罗曲缘、赵如泉、孙兰亭、常云恒、王元龙、孙克友、林树勋、浦贤元、苗胜春、高庆奎、黄全生、裘剑飞 。 这其中 ， 既有南方名伶 ， 也有戏院老板 ， 而北方仅一名老生高庆奎 。 大亨张啸林应是演剧方面的最高负责人 。 那时 ， 名净金少山正依附于张 ， 于邀角上必定大卖力气 。 笔者疑心 ， 在北平出力较多者 ， 应是高庆奎和金少山 。
行文至此 ， 笔者浮想联翩 ， 是否可以“还原”一下邀角人与余交涉的场面？这当然不可能 ， 但又不妨做一些揆情度理的推想 。 话说杜月笙的门徒 ， 在金少山的带领下 ， 见到余叔岩 。 杜为示郑重 ， 极有可能事先起草了亲笔书信（起码是签名信） 。 而上海来人必定先好言相劝 ， 晓之以理 ， 动之以情 ， 余则以病婉拒 。 这是第一回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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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梅、金——一张“合成”的假照片
接着 ， 上海来人喋喋不休 ， 继续纠缠 ， 余无奈拿出医院的“诊断书”（当时小报玩笑 ， 余为谢绝演戏邀请 ， 经常巧施“血盆计” ， 故意留病血示人） ， 外加他近两年未有任何公开演剧的客观事实 ， 来人必定无可奈何 。 这是第二回合 。
一个关键而有趣的问题是 ， 公关过程中是否有威逼利诱？笔者认为是肯定的 ， 历程必定曲折 ， 且软硬兼施 。 在这个过程中 ， 劝诱者有唱红脸的 ， 有唱白脸的；当反复规劝不成 ， 以帮会中人的一贯行事风格 ， 甩几句狠话 ， 威胁一下 ， 是题中应有之义 。 但余两年未演的事实就摆在那里 ， 一口咬定病莫能兴 ， 终究是没有办法的 。 如果余近几月恰好演过 ， 那就真无法推脱了 。 若上海来人“放硬话” ， 以余的强项个性 ， 是要“回敬”的 。 杭子和就说：“余叔岩这人生来脾气耿直 ， 他有个外号叫‘两条命’ 。 ”况且北平毕竟不是杜月笙的势力范围 ， 邀角人再狠 ， 也只能以“休想再到上海滩”为恫吓 。 故前文引张伯驹之言合乎情理 。 两方终于“谈崩” ， 不欢而散 。 这是第三回合 。
后续 ， 杜月笙方面不排除还有伎俩花招 ， 各方说客纷至沓来；但余抱定宗旨 ， 就是不上“贼船” ， 其奈我何？笔者的老师吴小如先生曾分析：“稍事犹疑 ， 即入彀中 。 ”虽说不是千钧一发 ， 但余叔岩确要顶住各方压力 。
其实 ， 杜祠堂会邀角 ， 犹如“田忌赛马” ， 北平的角儿是分成上中下三等的 ， 梅、杨、余三人 ， 就属上等 ， 在必约之列 ， 目标是“务必拿下” 。 还有的 ， 或者如虎添翼 ， 或属锦上添花 ， 或是可有可无 ， 不可一概而论 。 再者 ， 因酬劳丰厚 ， 人又风光 ， 很多名伶想方设法也要“挤”进去；但杜、张等大亨还不见得能看上呢！邀约的未必愿去 ， 而想去的未必被邀 ， 这就是“围城” 。 需要说明的是 ， 威胁余叔岩 ， 未必是杜月笙的意思 。 但是接受邀角任务者 ， 为完成使命 ， 会不择手段的 。 说几句难听话 ， 又算什么？根本用不着杜月笙授意 。 邀余失败后 ， 派往北平的“戏公关” ， 向杜、张报告 ， 大亨肯定不快；但天下事 ， 难得十全十美 。 余的缺席 ， 固然遗憾；假设邀一百人 ， 如九十九位都给了面子 ， 那也是天大的面子了 。 杜先生的公关和运作 ， 总体已是叹为观止矣 。
马连良的难堪
上面的“情景演绎”真实否？或许有人认为 ， 邀角从头到尾和和气气 ， 只怕没有什么威逼利诱吧 。 笔者要说 ， 社会很残酷 ， 不要太天真 。 何况是“水极深”的帮会和梨园打交道！“戏饭难吃” ， 自来如此 。 帮会人物与梨园关系密切 ， 那些大亨对名伶表面上礼貌有加 ， 但如果触及他们的利益或忌讳 ， 有时就是头等大角儿 ， 也丝毫不假颜色 。
笔者姑且举一个名伶马连良的例子 ， 也跟杜月笙有关 。 1947年9月 ， 杜月笙六旬大寿举办堂会兼义演 ， 前后十天 ， 在牛庄路的中国大戏院 ， 亦是名伶云集 。 虽不如1931年杜祠那次宏盛 ， 但在时局不靖之情况下 ， 亦极难得了 。 据《周信芳日记》 ， 9月7日 ， 大家一起商量后续数日之戏码 ， 9日的压轴戏安排了《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大轴是梅兰芳、小翠花《樊江关》） ， “派戏时 ， 金廷荪不满马连良只演《借东风》 ， 不带《群英会》诸葛亮 ， 面辱之” 。 当着梅兰芳、周信芳等名伶的面 ， 杜月笙的心腹金廷荪居然直接给马难看 ， 这有多么尴尬！金发脾气后 ， “马连良不自安 ， 烦兰亭、其俊 ， 同到金家 ， 愿一人演诸葛亮” 。 事后马竟拉上孙兰亭、汪其俊去金家赔礼 ， 到底还是妥协了 。 按 ， 《群英会》连演《借东风》 ， 马在自己的“扶风社”的通常演法是前鲁肃、后孔明 。 《群英会》的主角是鲁肃 ， 孔明是二路活儿；《借东风》的主角才是孔明 。 这次名伶荟萃 ， 《群·借·华》由马连良、周信芳、林树森、叶盛兰、裘盛戎、李少春等合演 ， 自然不能再让马前鲁肃、后孔明 ， 而是希望马演孔明一人到底 ， 由周信芳、谭富英双演鲁肃（后又改为周一人演） ， 这么派 ， 也是为了“拴”更多角儿 ， 令戏更好看 。 客观讲 ， 让马演《群英会》的孔明 ， 是有点屈就的意思 。 但那是杜先生的大好日子 ， 又有义演的由头 ， 马摆谱计较 ， 明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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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中国大戏院杜寿义演剪报
这件事非常耐人寻味 。 那时余叔岩已亡故数年 ， 马连良差不多是须生第一了 。 此次堂会 ， 跟梅兰芳在大轴合演生旦对儿戏的 ， 就是马；名伶大合作的《四郎探母》 ， 四个四郎 ， 马也是最后出场 ， 可知地位重要 。 即便如此 ， 帮会大佬对马这样的头等大角 ， 还是当众给了难堪 ， 足见厉害！由此反推一下 ， 余叔岩私下里被威胁几句“虎狼之言” ， 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老病号”余叔岩
1931年6月的余叔岩 ， 是否真的病体沉重 ， 演不了戏呢？早在1930年4月 ， 余接受《全民报》采访时就表示：“现因病辍演 ， 未登台者年余 ， 刻虽稍愈 ， 但医嘱静养 ， 故未演唱也” 。 据《余叔岩年谱》 ， 余1929年只参加了几次义务戏的演出 ， 最末次乃7月1、2日将军唐生智之堂会 。 1930年则整年未出演 。 1931年年初到6月 ， 也未有任何登台消息 。 余叔岩的病是客观存在的 ， 他已整整两年谢绝舞台了 。 到1932年 ， 余又接受采访人员采访 ， 仍自言苦于“便血症” ， 俨然养疴已久之老病号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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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叔岩临池
余叔岩确有久病苦衷 ， 而且更有现实的困难 。 6月正是上海暑热难耐之时 ， 演剧又是在浦东高桥现搭的露天台子 ， 人山人海 ， 这种阵仗 ， 余必定视为畏途 。 后来的情况确实如此 。 据《申报》1931年6月16日报道：
剧场广可容数千人 ， 但观者近万 ， 几无插足地 。 加以天热场低 ， 四围密不通风 ， 观众挥扇观剧 ， 莫不汗流浃背 。 全场空气 ， 异常混浊 。 “人气白热化”五字 ， 形容最为恰当 。 台上由张啸林、王晓籁两君维持秩序 ， 卒亦无法驱散台上观客 。 入晚客复陆续而来 ， 跋涉十余里 ， 畏难而退者日必数千人 。 贵宾席中占有位置者 ， 虽极视听之乐 ， 但兀坐通宵 ， 呼吸急促 ， 头痛欲裂 ， 一身不能转侧 ， 大有欲罢不得之势 ， 诚有说不出之痛苦也 。
这种“白热化”的场面 ， 确实是不适宜一个大病之后、身体孱弱的人的 。 不妨做一假设 ， 退一步 ， 余如果只去上海拜寿 ， 但不唱 ， 成不成？答曰：不成 。 一但到了上海 ， 进了杜月笙的地盘 ， 届时人情包围 ， 形势逼人 ， 唱不唱就由不得余叔岩了 。 上面谈到的黄金荣“劫道邀演” ， 就是前车之鉴！
再者 ， 余叔岩对上海有一种“心理阴影” 。 余之前的三次上海之行 ， 都不甚愉快 ， 个性刚强的他 ， 不愿低眉顺眼 ， 而四处拜客、敷衍大亨 ， 都令余不快 。 其实 ， 1923年之后 ， 余实际已放弃上海这个大码头 。 这么说 ， 有根据么？试看梅兰芳 ， 跟上海多亲近！
但是 ， 余跟梅不一样 ， 梅的大红 ， 是靠了上海 。 第一次赴沪演剧的成功 ， 标志着梅成为驰名全国的优伶 。 再回到北京 ， 梅的身价就扶摇直上了 。 上海是梅兰芳的福地 ， 也是发迹之地 。 梅靠上海赚钱出名；而余则不是 ， 余还是主要以故都为根据地的 。 余的艺术 ， 古雅精致；但体力不佳 ， 音量也不甚大 。 客观讲 ， 余的演剧 ， 比较适合千人以下的中小戏园子 。 再准确说 ， 小范围的堂会 ， 厅堂艺术 ， 余叔岩固优为之；但像上海那种动辄两三千人的新式大剧场 ， 余演起来是相对吃力的 。 在北京 ， 余一星期演一两天即可 ， 游刃有余；而京伶去一趟上海 ， 都是连演四十天左右 ， 要累脱层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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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叔岩与梅兰芳合奏
“意难平”：余叔岩的复出与意外
杜祠堂会是6月间的事 ， 而到了9月的11日至13日 ， 北平第一舞台有三天盛大赈灾义务戏 ， 由头为“十六省水灾急赈” ， 最大看点是辍演了两年多的余叔岩重登氍毹 。 11日和13日的大轴 ， 都是梅兰芳、余叔岩合作 ， 分别是《游龙戏凤》和《打渔杀家》 。 12日大轴为梅兰芳、杨小楼之《霸王别姬》 。 梅、杨、余“三大贤”又一次齐集 ， 极为轰动 ， 头级八座包厢的售价达到空前的一百二十元 ， 前排散座竟也要十元 。 即便如此 ， 加座后都一票难求 ， 向隅者甚多 。
余叔岩的复出消息传到上海 ， 想必杜月笙不高兴 。 6月坚辞杜祠堂会 ， 而9月就在北平出演 ， 终归有些“意难平”吧！说句诛心之论 ， 不排除余有隐隐示威较劲之意 。 然而 ， 笔者要披露一个特殊意外 。 根据当日《正气报》的报道 ， 余只演了11日的戏 ， 而13日 ， 余都到了后台 ， 调嗓却突然一字不出 ， 前后台震惊 ， 然无计可施 ， 只得临时“回戏”（按 ， 当日报道说法不一 ， 仍待详考） 。 这个意外肯定也会传到上海 ， 杜月笙闻听 ， 当“意稍平”矣 。 看来余叔岩确是带病挣扎登台 ， 而非闹意气 。 6月不来上海 ， 情有可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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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1日第一舞台盛大义务戏戏单
钩玄决疑：纷歧之中有相通
笔者前引多种说法 ， 其中张伯驹、孙养农、孙曜东、杭子和、罗亮生、张古愚、何时希、余慧清、杜维藩、徐铸成的 ， 较值得重视 。 十人中 ， 张伯驹、孙养农、孙曜东是友人；杭子和是鼓佬；罗亮生既是朋友 ， 也是当事人；张古愚是交游广泛的剧评家；何时希则听了当事人刘斌昆等的叙述；杜维藩、余慧清分别是杜、余两家的子女 ， 代表家人的态度；徐铸成则是媒体人 ， 记录了民间传闻 。 除此之外 ， 还有一些闲谭脞说 ， 就不再征引了 。
综合研判 ， 杭子和的口述 ， 错谬丛出 ， 已不值得采信；张古愚的新奇说法 ， 恰可被罗亮生之说否定；“杜家人”杜维藩的解释 ， 基本史实都错误 ， 有点“泼墨画煤——越描越黑”的味道；余叔岩之女所谈简略 ， 毕竟是揄扬自己的父亲 ， 需要与他人之说相印证 。 故真正有价值的 ， 是张伯驹、孙养农、孙曜东、罗亮生、何时希五人的记述 。 诸家解说纷歧 ， 但钩玄提要 ， 纷纭之中又有相通、相包之处 。 虽然各自强调某一方面 ， 不过内在指向是趋同的 ， 且不互相排斥 。 总体看 ， 诸家所言都以风骨气节为主 ， 至少是赞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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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叔岩萧宅堂会剧照
行文至此 ， 笔者还要谈一个人的说法 ， 也是余叔岩的好友——薛观澜 ， 他是薛福成之孙、袁世凯之婿 ， 与余极熟稔 。 叔岩故后 ， 薛撰长文《忆叔岩》 ， 情辞恳切 。 薛虽未在文中正面谈余不赴杜祠 ， 但却直言余对北洋军阀的无奈和忿懑 。 当日北洋军阀张宗昌、褚玉璞二帅 ， 对余“宠任逾恒” ， 屡召堂会 ， 或令清唱 ， 赏赐极优渥 ， 然而“颐指气使 ， 殆视名伶如傅婢” ， 余叔岩时常“攒眉不快”“局促不安” ， 连杨小楼“亦深苦之” 。 薛本人即北洋中人 ， 亲眼目睹 ， 所谈最可信 。 薛文此处突然横插一笔：“后之杜门辍演 ， 起因实系于此 。 ”这句话去皮见骨 ， 实通人之论 。 余叔岩一辈子为古英雄传神写照 ， 程婴、伍子胥、诸葛亮、秦琼、杨继业、花云……而他本人却不得不长期与军阀、大亨相周旋 ， 甚至违背心意 ， 歌舞承欢 。 这种无奈 ， 大约在重病后体会更深刻吧 。
笔者忽忆及陈寅恪之诗“权门奔走喘吴牛” ， 权且改末一句作“最是艺人不自由”！久病的余叔岩 ， 实在是厌倦了为达官显贵唱堂会的歌场生涯 ， 于人格不受尊重更是难以释怀 。 余最拿手的《琼林宴》里有句唱词：“恨贼子把我的牙咬断” ， 不知现实中的他 ， 是否感同身受？总之 ， 大病之后 ， 余更多参悟人生 ， 难免会产生“爷不伺候了”的复杂心态 。 他后来堂会的要价 ， 甚至超过梅兰芳、杨小楼 ， 一是物以稀为贵 ， 二亦有藉口天价作挡箭牌的良苦用意 。 要之 ， 薛文所言可谓别有隐情 ， 亦可作“气节说”的旁证 。
“我不可以！”
杜月笙确实有面子 ， 而且是面子大如天；而余叔岩未给面子 ， 就显得那么鹤立鸡群 ， 遂被人当作话柄 ， 呶呶拂耳 。 余叔岩固然久病、多金 ， 但不可否认 ， 他有“坚强个性”（剧评权威徐凌霄语） 。 严词拒绝或反唇相讥 ， 换成其他名伶 ， 恐怕就很难说出口 。 1917年 ， 余叔岩的师傅、“伶界大王”谭鑫培已是七十衰翁 ， 为了欢迎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 ， 拖病体也要挣扎着唱堂会 。 然而 ， 在1931年 ， 当如日中天的杜月笙发来邀请 ， 几乎北平全部名伶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我可以”时 ， 秉性倔强的余叔岩总算是说了一句与众不同的“我不可以”！他虽然生了大病 ， 久未出演；但明确的拒绝 ， 拂“杜先生的面子” ， 甚至与“来使”针锋相对、争执不下 ， 无疑是需要一点骨气的 。
吴小如先生由衷地赞叹：“于焉知叔岩砥柱中流之难能可贵也 。 此犹吴敬梓之不应博学鸿词科 ， 不得以其患病不入京便疑其不以操守为重也 。 ”旨哉斯言！拙文弥纶群言 ， 铨解公案 ， 以“理贵圆通”四字为要旨 。 最后可下断语：杜祠堂会实为娱乐政治 ， 而余叔岩确有骨气 ， 没陪大亨玩这场热闹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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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叔岩与弟子孟小冬、李少春
余叔岩此后人生的十余年 ， 果真没有再去上海 。 他晚年收了一个得意女弟子——孟小冬 ， 而孟后来又嫁给了杜月笙 。 人生 ， 就是有许多的因缘巧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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