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人|周作人与曹聚仁
_原题是：周作人与曹聚仁
曹聚仁与周作人何时有了交往？周作人日记1925年11月2日载：“得曹聚仁君函” 。 这大概是曹聚仁与周作人交往的开始 。 曹聚仁后来回忆说 ， 他当时正十分醉心于《语丝》所表现的“独来独往”的“自由主义”精神 ， 而周作人当时是《语丝》的主要撰稿人 。
两人再度相见已是1956年 。 曹聚仁以《南洋商报》特派采访人员的身份乘北上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之机 ， 访问了周作人 。 曹聚仁后来回忆 ， “那时 ， 老人年已72 ， 年老体弱 ， 医生吩咐 ， 见客只能谈三五分钟 ， 他却特别高兴 ， 留我谈了一点多钟” 。 在谈话结束时 ， 周作人将自己的诗稿抄送曹聚仁 ， 并经聚仁之手 ， 发表于香港《热风》77期（1956年11月出版） ， 从此打开了周作人和香港及国外的联系通道 。
曹聚仁是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朋友 ， 二人频繁的通信足见之关系密切 。 作为二人友谊纪念碑的是周作人最后一部重要著作《知堂回想录》的连载与出版 。 从1960年12月起笔 ， 至1962年11月完稿 ， 前后经历将近两年的时间 ， 以后的发表、出版 ， 却有着更多的曲折、更多的艰难与辛酸 。 据“香港文学界的伯乐”罗孚先生回忆 ， 《知堂回想录》“是曹聚仁建议他写的 。 当时我们都在香港工作 。 有一次曹聚仁谈起他这个想法 ， 我说这是个好主意 ， 可以在香港《新晚报》的副刊上连载 。 曹聚仁于是写信给周作人 。 《知堂回想录》前后写了两年 ， 但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时却是完成一年多以后 。 香港报纸习惯边写边登的做法 ， 一般都不是全篇写完才登 。 对于周作人这一著作之所以拖延刊出 ， 一个原因是我还有顾虑 ， 怕他这些尽管是回忆录的文章依然属于阳春白雪 ， 不为晚报的一般读者所接受；另一个原因是要看看他对敌伪时期的一段历史是如何交代的 。 后来见他基本上是留下了一段空白 ， 这才放了心” 。
【作人|周作人与曹聚仁】《知堂回想录》终于在《新晚报》副刊“人物志”上连载 ， 后因种种原因无法登载 。 之后 ， 通过友情关系又在《海光文艺》时节载了一些 ， 以便在全书出版前刊完 。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惊天动地而来 ， 刊物自身不保 ， 节载自然成了泡影 。 曹聚仁又托人找到新加坡《南洋商报》连载十个月 ， 接着 ， 他又忍受着剧烈的病痛校读全书 ， 终于在1970年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 。 这部书从写成到出版 ， 历时八年 。 两年后 ， 曹聚仁病逝于澳门 。 曹聚仁知道罗孚喜欢周作人的书法 ， 就把《知堂回想录》原稿赠送给罗孚 。 1993年 ， 罗孚把这部手稿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
1967年5月 ， 周作人惨死在“文革”时 ， 书仍未问世 ， 这对曹聚仁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 正像当年鲁迅所说的那样 ， 拿着亡友的文稿 ， 就像揣着一把火 ， 以致在重病中仍然焦灼于心 。 《知堂回想录》书前刊载着周作人生前写给曹聚仁的委托书的手迹 ， 书后附有周作人的《后序》 。 对曹聚仁“待人的热心 ， 办事的毅力” ， 表示“感佩” 。 曹聚仁在《校读小记》里则回忆了他“年老衰残、精神不济 ， 伏案校对 ， 腹痛如割”的情景——这一切都成了对他们50年不渝的友谊的永久纪念 。 曹聚仁在该书的《校读小记》中动情地写道：“此刻看了全书 ，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承认这么好的回忆录 ， 如若埋没了不与世人相见 ， 我怎么对得住千百年后的社会文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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