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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那么难，为啥在北京的外地人都不走( 二 )


进组后，我就拿到了统筹发放的通告单，是第二天的任务安排。考虑到演员的档期，场地的时间等，拍摄不按剧情的时间顺序，而按通告单走。因此，每天出工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固定，任务比较机动。
一天，主盯临时让我给她送现场化妆箱，路上我碰到了一大片半人高的草地，把箱子往上提，我小心翼翼地穿过草地。抵达主盯那里时，他们轮番数落我「行动慢」。我忍下委屈，尽力解释。
和我一起来的小助女孩，已经被退回了学校，她走的那天下午，马上就来了一个替补女孩。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梦想。
由于经费不足，时间短，我们经常通宵拍摄，那一年，梁山下了好几场罕见大雪，冬夜里，我的双腿冻得青紫，还站着睡着过。手因为天天接触酒精，痛得开裂。向手呵着白气，我安慰自己，辛苦不要紧，提升能力最重要。
戏杀青后，我马上回学校补上了毛发钩织课和古代梳妆课，也在老师的推荐下，加入了一家工作室，工作室有点像化妆师的经纪公司，它会帮化妆师接戏、指定剧组。
我逐步学习勾头套、勾胡子和伤效妆。三个月后，我接到了第二部戏。
二
「这个伤，你要做多久？」在片场拍戏时，导演问我。我抿了抿嘴，回复「20 分钟」。
在这一幕里，男演员脸上被砍了一刀，由我来做刀伤效果，这是我第一次负责现场的伤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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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好多人说什么大城市好学习好资源，的确是，问题是消费得起吗（滑稽脸）。问题是学了你能干嘛？跑几个讲座报了几个班就算开了眼界了，结果一回头还是拿着不多不少的工资，住着隔间，吃着外卖，月底兜里没钱，说不定还要家里倒贴。有能力的早年间就显出来了，不是个个都能大器晚成，拼出不一样的天地。的确有很多有能力的人，扎根帝都而且过得很好。可惜的是人大多还是平庸的，不然大能如何脱颖而出。可能这些没能力还死赖着的人就爱做春秋大梦吧。本来就是适者生存，家境也算资源啊，干嘛酸人家本地居民。你只看见他现在用着家里以前拆迁补偿的房子，怎么没看见他爸妈爷奶在北京打拼这些年呢？另外，答主不是北京人，说这些有些尖酸的话，只是看不惯某些看不清自己斤两，打着来北上广发展的旗号实际消磨青春自我麻痹的北漂们。多大脚穿多大鞋，小脚穿大鞋磨得血呼啦差只能自己承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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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道，光是去那里见更多的人，学习更先进的技术，体验更开放的氛围，就让我个一辈子活在小城市的人羡慕不已。即便是漂泊也可以是幸福的，人这辈子毕竟活的是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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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不要问一个刚毕业就留在北京的人要不要在北京发展，因为对我们来说，留在北京只是因为在北京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待遇还不错的工作。
我是传媒专业的，河北人，除了考公务员，考报社，回到家乡基本找不到别的工作。我留在北京，没想过以后在北京买房之类，只是这里有份我喜欢的工作，待遇还OK，公司都是同龄人，好相处， 我就留下来了。
如果要找留下来的优点，那就是，在北京不会有一群烦人的亲戚，也不会有唧唧歪歪的邻居。这里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人打扰你，乐得清静。
北漂苦吗，当然苦。回到家乡，我或者可以找个随随便便离家近的工作，开着父母买的车，天天回家吃着妈妈做的饭。但请你记住，这些便利不是你自己争取的，你仍然有伙食费，电费还有其他费用，只是这些费用被你父母承担了，你才会不觉得劳累。如果你回到家乡，不做啃老一族，完全靠自己。那些微薄的收入，又能支撑你做什么呢？
有些苦吃也就吃了，至少我自己过得开心，还能攒点钱，没事去北京的景点转转，看看风景。
另外，漂在北京的人有很多农村人。换句话说，如果你是石家庄市区人，你自然可以住家里工作。可如果你是石家庄农村或者县里的，你也要在石家庄市区租房，打工。在这种条件下，来北京会划算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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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混得难的也蛮多的我见过有房有车有户口，四十多岁了还是基本岗位，被裁员之后一直找不到合适工作在家呆着的三代老北京的北京人，比楼上的几位可能还土著一些话说，不考虑买房不考虑小孩上学，你比他你还差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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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有故乡情怀吧。而外地人（这里特指买不起北京房的北漂）绝大部分无非是为了两点：一、为了子女，北京的教育资源。二、为了北京的工作机会（相对全国各地较高的工资）。如果在家乡可以满足这两点，谁特么还愿意背井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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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的第一年，她没钱买火车票回家。但是咬牙坚持了八年，她现在可以毫不犹豫地买下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真实故事改编，力求真实展现当代女性的独立、需求和困境。」
北漂那么难，为啥在北京的外地人都不走
在北京，你看得见自己的梦。 看得见它如何从一个不可名状的念头， 渐渐被这城市滋养、发出芽、长出脉络、深深扎根，最终结成果。
她从未想过，镁光灯竟是为她准备的。
粉刷从她脸上轻轻扫过，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正跪着为她整理裙边，那边摄影师殷勤唤她：May 姐，可以过来拍了。
她对着镜头，表情怎么也不自在，摄影师引导她：别紧张，想想你做过的最自豪的事。找一找当时那种感觉——
她立即想起了与子君的最后一次争执。那时子君狰狞着一张艳脸，的确像是她惯常扮演的蛇蝎毒妇，把难听的话说尽了：哼，要不是跟着我，以你的学历，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洗脚城给人洗脚呢。不是打着我的招牌，谁要跟你谈合作？好心好意给你机会学习，如今还人模狗样地来要求经纪人提成，香妹，你真是不知感恩啊！
她完全没被激怒，不紧不慢地说：君姐，跟着您是工作，给人洗脚也是工作，我并不觉得有高下之分。既然是工作，就应当有报酬。这个化妆品代言确实是我独立一个人为您谈下来的，您之前也许诺了提成，我一直感您的恩，可我也得吃饭坐车交房租。
子君更生气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提成？钱的事都是要白纸黑字签合同的。合同呢？！我那天是不想打击你的积极性，就允许你去跟品牌见面聊聊。品牌早就想和我合作了，私下找过我好多次，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换了任何一个人包括司机老吴代表我去谈，都能把这个合同签下来。
她依然面带微笑：君姐，您心里清楚，不是这么回事儿。
子君俨然有些恼羞成怒：陈祥梅，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不想干你可以走！
她等的就是这句话。
好呀，君姐，那么我就走吧。从此您多保重呀。
子君恶狠狠地盯着她，感觉她不像在开玩笑，便有些服软：还来劲了是不是？——毕竟身边已无可用之人。
真不是。她几乎要展现出喜上眉梢：按理说，辞职要交接一个月，但您那时也只是口头把我提成了执行经纪，工作的事也是要白纸黑字签合同的吧？既然没合同，我这说走就走了。
子君恢复了刻薄，说：随便你。你之后去了哪家洗脚城或者餐厅记得说一声，我去捧你的场。
她只是笑，郑重地对子君鞠了一躬，轻轻把门带上，离了去。
房间里刹那间迸发出呼天抢地般的叫骂声，在她听起来，却是祝福的咏叹调。于是，脸上有了一种欣喜而坚定的神情——
对！就是这样！摄影师找到了她最好的角度。
几周后，她的朋友们纷纷转发了这样一篇采访：《小鲜肉经纪——新生代男艺人背后的操盘手们》。她名列其中，个人照片拍得颇有风范。据报道，她经纪的那枚小鲜肉一年营收近半亿。微信联系人转发朋友圈之余不忘单独向她道贺，这样的锦上添花又不费成本。稍微知根知底一些的，忍不住背地议论：啧啧。谁能想到呢？
是啊，谁能想到呢。
五六年前，她能想到最远、最宏大的事，不过是在北京买一套房子。哪怕远一点，通州、旧宫、天通苑……都没关系。
可怎么买得起？
子君开给她的工资一个月是四千五百块，再无更多。她既当助理又要干一部分宣传的工作，白天陪子君神气活现四处转场，晚上一个人灰头土脸写通稿。穷、累、严重缺觉还是其次，每每下笔营造动情乃至声泪俱下之感为子君歌功颂德才是最力不从心的。她很羡慕那些发自内心崇拜自家艺人的企宣，张口闭口「我家姐姐」，既真诚又亲热。她努力尝试过，却无法与子君建立仿若紫薇与金锁那样亦主仆亦姐妹的情感，子君只当她是老家来的保姆。别的艺人时不时会把赞助商送的礼物，甚至自掏腰包买的小件奢侈品分发给团队，子君从不，即使一枚毫不值钱的钥匙扣、一套色调略显廉价的眼影盘，子君都要亲自收起来囤着——仿佛她自己才是那个苦日子永远过不完的人。子君随手转赠给她的，全是食物。在荒郊野地的摄影棚，或者剧组等下一场戏的间隙，子君会没来由地嘴馋，指使她去买生煎包、买酸辣粉、买鸭翅膀。等她千里迢迢、使命必达地买回来，子君把包子掰开闻了两下，或者拣出汤里的花生米、榨菜丁吃了两粒，便嫌弃地推开：油腻腻的，不想吃了。你吃了吧，别浪费。她不仅不能拂意，还得当面吃得干干净净。跟着子君那些年，她着实长胖了不少，变成又一个胖乎乎、背着 MCM 双肩包的女企宣。
但还是不后悔来北京啊。
八年前的春节，回老家过年的师姐约她出来喝奶茶，问她想不想去北京闯闯。她问：能做什么？师姐说自己在给某个导演做助理，年后要开一部戏，女二号也是广西人，很有名的，想找个同乡做跟组助理。师姐想到了她，她们一起在桂林旅游学院上的大专，知道她会写文章，还在学生会做过外联，是能做事的。不像一条街上长大的其他姑娘，中学毕业便不读了，也不离开家乡，就留在阳朔继续做舒舒服服的旅游生意。
她有些犹豫，师姐问：怎么？舍不得这边的工作？
她说：是舍不得我妈。
她憋了两天，才对母亲说，想跟着师姐出去看看。
母亲熟练地熨着床单，自说自话似的：家里的活儿这么多。再说，单位上的工作你也要丢？
既然开了口，许多事情她是想清楚了的。她说：那个工作有什么意思？就是卖票，帮忙拍照，什么都学不到。现在家里旅馆的生意还可以，花钱请两个小姑娘来做杂活，你自己也不用那么累。
母亲叹了口气，放下手上的活，说：你看，这西街，人好多！外地人挤都要挤到阳朔来，哪个本地人还肯往外面走？
她不服，说：外地人来，又不是因为这里多好，就是来找个感觉、看个热闹。我都二十五岁了，广西还没出去过，我也想去外地人住的地方找找感觉，看看热闹！
母亲再不言语，继续专心致志地熨床单，她不好再多说，也拿起一个熨斗熨枕套。母女俩静默无言，直到母亲看了看时间，说：你该去上班了。
她骑着自行车往印象刘三姐景区走，走到一半，突然不想去了。从桂旅毕业后，她就去了景区上班，因为有文凭，她被安排在景区做行政工作，而不是像其他从各级乡里招上来的小伙子小姑娘一样，白天忙家里的农活儿，晚上来景区参加歌舞表演。说是行政工作，实际上不过是今天卖卖票、明天做做讲解、后天帮忙拍演出照发宣传稿。在景区这两年，游客乌泱泱地来了又走了，印象中她从未见过回头客，天南地北的口音走进来，又天南地北地哼着山歌离开，他们不会再来，但他们会介绍身边的朋友来，说，去看看吧，那里还有原生态！倒是园区里的歌舞演员们基本还是当初那一茬，十几岁招上来的少男少女，跳了七八年，在团里谈恋爱、结婚，生完孩子两口子照常每晚划着竹排来参加演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农活儿，不出意外，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也会进入团里，生生不息地为全世界游客表演他们想象中的刀耕火种。
她坐在遇龙河岸边发呆，想着怎么再和母亲说一下。迎面过来一对穿冲锋衣的中年夫妻，男的举着单反，戴眼镜的女人笑眯眯走过来，问她：大姐，和你合张影多少钱？她身上是景区女员工统一穿着的刘三姐戏服，盘着刘三姐的圆髻，斜插着一朵红花。还来不及拒绝，眼镜女人已经挽上了她的胳膊，对单反男人喊：老公，快点！给我和刘三姐拍张照！她面红耳赤地挣脱了眼镜女人的手，跳上自行车飞也似的往家里骑。身后传来眼镜女人咳痰般的狂笑：哟，刘三姐还不好意思呢！山里人就是淳朴！
刚到家，远远就看见二婶又来哭闹。这才大年初三，已是不管不顾了。
房子是爷爷奶奶的祖产，当初她父亲四兄弟签了协议，谁照顾寡居的奶奶，房子最后就归谁，再由拿到房子的给其他三兄弟分别补偿现金两万元。奶奶跟了父亲，直至安详去世。房产按协议被父亲继承，补偿款也分文不差地付给了三个叔伯。她十七岁的时候父亲因结肠癌撒手人寰，母亲便把祖宅改建成了三层小旅馆，含辛茹苦供她继续念书。最难的时候三个叔伯无一人过问，父亲一死母女自然成了外人，这两年旅馆的生意越来越好，二伯嗜赌把家里败光了，穷极生恶盯上了母亲这盘营生，三不五时就来撒泼打滚说分家产时被父亲坑了，要挟母亲再拿钱做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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