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冷品历史|打破李世民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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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代君王当中 ， 唐太宗李世民应该是最受好评的一个 ， 后世君臣谈起唐太宗 ， 总是习惯用仰视的姿势 ， 亦不敢不竖起大拇指 。 北宋初 ， 宋太宗有一次问辅臣：“朕何如唐太宗？”众臣说：“陛下 ， 尧舜之主也 ， 何太宗之足云？”只有参知政事李昉没有正面回答 ， 只慢悠悠念了白居易的一首诗：“怨女三千放出宫 ， 死囚四百来归狱 。 ”宋太宗一听就明白了 ， 拱手说：“朕不及也 。 ”承认自己不如唐太宗 。
李昉援引的白居易诗“死囚四百来归狱” ， 记述了唐太宗的一项德政：大唐贞观六年十二月辛未（公元633年2月6日 ， 农历十二月廿二 ， 次日为小年） ， 春节前夕 ， 唐太宗将关押于京师的数百名死囚召来 ， 亲自审问 ， 然后跟他们约定：你们若能保证来年秋天自觉归狱服刑 ， 那么朕现在就可以放你们回家 ， 让你们与亲人一起度过春节 。 数百名死囚都答应了 ， 于是他们都被释放回家 。 等到次年九月 ， 所有放走的死囚果然都主动投狱 ， 没有一人潜逃 。 为表彰这批死囚的诚信 ， 唐太宗下诏赦免了他们的罪责 。
唐太宗纵囚回家过年（如果确有其事的话） ， 不仅是想表现他超前的人道主义——新春佳节 ， 普天同庆 ， 死囚也有合家团圆、欢度春节的权利嘛（听起来很像是现代白左的论调） ， 更是为了宣扬他的德政 ， 连死刑犯都能够感化 。 这样的法政佳话 ， 自然要记入史册 ， 大书特书 ， 而后世的文人士大夫 ， 比如晚唐的白居易、宋初的李昉 ， 读到“唐太宗纵囚”的典故 ， 果然一脸崇拜 ， 还将宋太宗唬得一楞一楞的 。
但是 ， 也有爱较真的士大夫对这一典故充满疑惑 ， 毕竟 ， 放死刑犯回家过年 ， 无论怎么说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为；而获释的死囚没有趁机逃走 ， 甘愿归狱受戮 ， 也实在不合人之常情 。 北宋的欧阳修特别写了一篇《纵囚论》 ， 表达他的疑惑：“唐太宗之六年 ， 录大辟囚三百余人 ， 纵使还家 ， 约其自归以就死 ， 是以君子之难能 ， 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 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 ， 是君子之所难 ， 而小人之所易也 。 此岂近于人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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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意思是说：趋利避害 ， 乃是正常的人性；舍生取义、视死如归 ， 正人君子都难以做到 ， 何以三百余名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却能不约而同地选择“宁以义死 ， 不苟幸生”？显然不合情理 。
欧阳修又假设说：“或曰：罪大恶极 ， 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 ， 可使变而为君子 。 ”这些死刑犯受唐太宗恩德感化 ， 未必就不能转变为舍生取义的君子 。 但欧阳修随即指出 ， 尽管君主的恩德确实可以感化人心 ， 然而 ， 唐太宗即位已经六年 ， “施德于天下 ， 于兹六年矣” ， 并不能使那三百余名死囚受感化而避免犯罪 ， 为何以一日之恩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而存信义”？这又是说不通的地方啊 。
欧阳修说 ， 其实 ， 要验证死囚是不是真的受到感化而舍生取义 ， 办法很简单：将归狱的所有死囚全部依照原判决处死 ， 然后 ， 再释放另一批死囚回家过年 ， 如果他们还能如约归狱 ， 那就是确实受了感化 ， 可以特赦了 。 应该说 ， 欧阳修的这一招真够狠的 。
欧阳修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死囚归狱 ， 其实都不是出于信义 ， 而是出于投机——他们预估到归狱的话可以获得特赦 。 而唐太宗纵死囚回家过年 ， 也不是什么德政 ， 同样是“逆情以干誉”的政治投机 ， 更不可成为“天下之常法” 。
明末王夫之对“唐太宗纵囚”的解读更加“腹黑” 。 他说：那数百名死囚之所以没有潜逃 ， 并非因为他们重信义、轻生死 ， 而是因为没办法逃走：“太宗之世 ， 天下大定 ， 道有使 ， 州有刺史 ， 县有令尉 ， 法令密而庐井定 ， 民什伍以相保 ， 宗族亲戚比闾而处 ， 北不可以走胡 ， 南不可以走粤 。 ”朝廷的控制网络森严 ，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 逃是逃不掉的 ， 不如归狱博一博 。
王夫之甚至推测说 ， 唐太宗在下诏释放那三百余死囚之时 ， 必定已经预先“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 ， 使密谕所纵之囚 ， 交相隐以相饰 ， 传之天下与来世 ， 或惊为盛治 ， 或诧为非常” 。 死囚获释前 ， 已听到法吏悄悄告知：如果明年老老实实回来投案 ， 就可以得到赦免；否则的话 ， 哼哼 ， 你们看着办吧 。 所以 ， 那三百多名死刑犯才会如约归来 。 这分明是帝王的权谋 ， 非要说成是“恩信之相孚” ， 哄谁呢？“夫谁欺？欺天乎？”
如果贞观六年真的发生过“死囚四百来归狱”的“感动大唐”事件 ， 作为历史的一名旁观者 ， 我倾向于接受欧阳修与王夫之的冷峻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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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士大夫对“死囚四百来归狱”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 “死囚四百”是一个概数 ， 具体有多少名死囚获得保释 ， 不同的文献居然给出了不同的数字 ， 《旧唐书》的记载是“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 ， 《新唐书》则称“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 ， 纵之还家” 。 事实上 ， 不管是二百九十人 ， 还是三百九十人 ， 都是十分可疑的数字 ， 因为贞观四年 ， 被判处死罪的囚犯只有区区二十九名 ， 作为德政被郑重其事记入太宗朝实录中 ， 何以短短两年间 ， 单京师关押的死刑犯数量就剧增至二三百人？
发现这一疑点的北宋史家司马光虽然在他的《资治通鉴》中记述说：“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 ， 无人督帅 ， 皆如期自诣朝堂 ， 无一人亡匿者 。 上皆赦之 。 ”但他又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提出疑问：“（贞观）四年实录云：天下断死罪 ， 止二十九人 。 今年（贞观六年）实录乃有二百九十九人 ， 何顿多如此？事已可疑 。 ”
北宋另一位学者吴缜对这一疑点作出了解释：“贞观四年 ， 天下断死罪者二十九人 ， 是举天下一年止断死罪二十九人 ， 何其少也！今六年十二月 ， 太宗躬自虑囚 ， 而京师死罪系者已三百九十人 ， 又何其多也！……自四年至六年 ， 太宗求治之意宜未怠也 ， 政亦四年之政 ， 民亦四年之民 ， 何其善恶薄厚 ， 遽有殊绝 ， 不啻百倍之远哉？”问题出在史家的夸大其词 ， 贞观六年唐太宗所保释的三百九十人 ， 其实是京师关押的轻重囚犯 ， “非实皆死罪也” ， 死囚只占其中的极少数而已 ， 但“史臣皆以死罪书之者 ， 盖欲归美于太宗 ， 故夸大其数 ， 以见其仁心感人之至” 。 换言之 ， 不是唐太宗欺人 ， 而是唐朝的史臣欺人 。
我个人认为 ， 吴缜的解释 ， 应该最接近“唐太宗纵囚”的历史真相 。 总而言之 ， 所谓的“死囚四百来归狱” ， 大概率是唐王朝的史臣与诗人共同构建出来的法政神话 。
【小冷品历史|打破李世民神话】本文转载自我们都爱宋朝 ， 作者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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