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促织》究竟在讲谁的故事
文章的题目原本想用《从聊斋《促织》看明朝的必然灭亡》 ， 众所周知 ， “上有好者 ， 下必有甚焉者矣 。 ” ， 历来就有因癖好而荒废朝政的君王 ， 类似例子在古代历史中有很多 ， 上行下效 ， 往往会带来深重的影响 ， 从而亡国之君的出现也很正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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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深入的查找相关史实 ， 却难以找到可作为依据的记载——虽然明朝有灭亡的必然因素 ， 但明宣宗的蟋蟀爱好也没有那么大的破坏性影响 ， 无法找到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且恰恰相反 ， 反而发现了一些事实提供了反面的证据 ， 它们也和之前思考的一个问题紧密的关联在一起：蒲松龄究竟是在写明朝 ， 还是写清朝？
晋文公好恶衣 ， 楚王好细腰 ， 越王好勇士 ， 到了明宣宗 ， 同样因为有所喜好的声名 ， 他就成为了“促织天子”、“蟋蟀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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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一知半解 ， 听到这样的称号 ， 立马会对明宣宗产生极差的印象 ， “声色狗马 ， 昼夜荒淫 ， 国计民生 ， 罔存念虑 。 ” ， 不会是一个好皇帝 。
在《促织》的故事里 ， 并没有对明宣宗进行详细描写 ， 只是在描述成名一家悲惨遭遇时偶尔提到 。
《促织》是《聊斋志异》中一篇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小说 ， 它通过描写主人公成名因被迫缴纳促织而备受摧残、几乎家破人亡的命运 ， 反映了皇帝荒淫无道 ， 巡抚县令胥吏横征暴敛的罪恶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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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故事 ， 会感到在荒诞故事的背后 ， 真实的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贪暴、黑暗腐朽 ， 会认为“促织天子”的叫法很有道理 ， 鲜明的代表了明宣宗的昏庸 。
这种错觉 ， 是建立在没有全面了解历史的基础上 。
事实上 ， 明宣宗被史学家称为太平天子、守成之君 ， 《明史》中不乏赞誉宣宗之词 。
宣宗重视整顿吏治和财政 ， 实行休养生息 ， 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 。 励精图治 ， 知人善任 ， 文有“三杨”、蹇义、夏原吉；武有张辅、于谦、周忱 ， 使得社会经济空前的发展 ， 史称“仁宣之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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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宣宗的评价 ， 从他的谥号可见一斑 。 帝王的谥号一般是由礼官议定 ， 再经继位的帝王认可后予以宣布 。
谥号“宣”,有圣善闻周的意思,战国时齐国国君齐宣王,就是谥“宣”
如果从《促织》的故事来看 ， 会认为宣德年间是封建时代的乱世 ， 因为小说一开始的背景介绍便是：“宣德间 ， 宫中尚促织之戏 ， 岁征民间 。 ”“每责一头 ， 辄倾数家之产 。 ”通过一个家庭的命运起伏 ， 控诉了当时封建社会压榨百姓的黑暗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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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明史》中记载的则是相反的景象：“即位以后 ， 吏称其职 ， 政得其平 ， 纲纪修明 ， 仓庾充羡 ， 闾阎乐业 ， 岁不能灾 。 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 ， 民气渐舒 ， 蒸然有治平之象矣 。 若乃强藩猝起 ， 旋即削平 ， 扫荡边尘 ， 狡寇震慑 ， 帝之英姿睿略 ， 庶几克绳武者欤 。 ”充分表明宣德年间是治世 。
《明史》编订于康熙雍正年间 ， 即使编订者是汉人 ， 他们也不敢冒大不韪去美化前朝的汉族皇帝 ， 所以《明史》对明宣宗的过错无须隐瞒 ， 其中对明宣宗的评论应当较为公正客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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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国初年著名历史学家蔡东藩在著作《明史演义》中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
宫中又尝斗蟋蟀 ， 宣宗最爱此戏 ， 曾密召苏州地方官 ， 采进千枚 。 当时有歌谣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 。 ”种种玩耍 ， 无非因天下太平 ， 有此清赏 。 好在宣宗未尝荒耽 ， 不过借物抒怀 ， 为消遣计 ， 看官休要误视 。 当作宋徽宗、贾似道一流人物呢 。 点醒正意 。
按照蔡东藩的的这种说法 ， 可拿明宣宗与春秋时期的齐景公进行对比 ， 齐景公虽然算不上圣贤的君主 ， 但也是在有贤臣辅佐下 ， 才敢放心取乐 。
齐景公说：“高兴啊！今晚我可以喝酒了．没有晏子、穰苴这两个人 ， 我拿什么治理我的国家；
所以 ， 明宣宗虽然有斗蟋蟀的爱好 ， 但只算是小打小闹 ， 还不至于影响到政局的清明 ， 宣德时期也是明朝比较稳定和繁荣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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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虽然《促织》称故事发生在明朝宣德年间 ， 但应该是蒲松龄创作时的假托 。
可以想象 ， 处于封建社会的环境中 ， 蒲松龄并不敢直接写反映现实社会的文章 ， 也就是不敢描写清朝的黑暗 。
蒲松龄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明亡以及清顺治到康熙年间 ， 他年幼时经历明朝灭亡 ， 当时已经有如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进步思想萌芽 ， 蒲松龄作品中也体现了这一点 ， 有直指皇上的劝诫 ， 也有对贪官的针砭 ， 更有对普通百姓的深深同情和对现实的讽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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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记载 ， 促织之戏是从宋代传下来的一种宫廷和达官贵人们的玩乐 ， 到了蒲松龄生活的康熙年间仍在盛行 。 为了逃避十分有可能的政治迫害 ， 他特意标明故事发生在明宣德年间 ， 实际上反映的却是清代所谓康乾盛世时期 。
清代王公贵族大多是嗜斗蟋蟀的能手 ， 官府还有专门此事的官吏 。 《清宫词·养蟋蟀》诗云“宣窑厂盆戗金玉 ， 方翅梅花选配工 。 每值御门归殿晚 ， 便邀女伴斗秋虫 。 ”生动描绘了清宫内斗蟋蟀的场景 。
康熙年间正是清代的“盛世” ， 康熙本人也被称为“英主” ， 可当时的统治集团和康熙本人同样追求“声色犬马” ， 酷爱“斗鸡戏虫”、至今传下来的斗蟋蟀盆 ， 以康熙、乾隆年间制作最精 。
单看在器具上的造诣及其精美程度 ， 便可对清朝的促织状况产生直观全面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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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鸣远是康熙年间宜兴紫砂名艺人 ， 是几百年来壶艺和精品成就很高的名手 。 下图中的康熙年制紫砂罐——澄泥蛐蛐罐 ， 由陈鸣远采用最细的紫砂制作 ， 它做工细腻 ， 镂空外观也非常精美 ， 是宫廷所用之物 ， 也是独一无二的孤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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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泥制作的名家还有赵子玉 ， 一罐值百金之数 ， 十分难求 ， 以及张和清及杨彭年、清正斋主人、醉茗痴人等 。
被誉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的清代著名诗人王渔洋 ， 官高权显 ， 文坛地位显赫 ， 他与蒲松龄文字至交 ， 敬重各自的文学造诣 。 王渔洋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点评注说 ， 并写诗作了极有眼光的评价 。 对《促织》篇 ， 王渔洋写下一条评语 ，
“宣德治世 ， 宣宗令主……顾以草虫纤物殃民至此耶？抑传闻失实耶？”
王渔洋特意强调宣德年间是“治世” ， 宣宗是“令主” ， 显然他非常懂得作者的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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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 即便促织之戏盛行有种种弊端 ，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 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蟋蟀自身 ， 即使皇帝不带头 ， 说不定也会有其它的嗜好 ， 照样可能会带来一股不良风潮 。
此外 ， 在了解历史后 ， 也能看出蒲松龄把《促织》的故事放在明朝宣德 ， 也不算是全无根据 ， 有不少史料记载了类似的故事 ， 成为了《聊斋》的取材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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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我朝宣宗最娴此戏 。 曾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 。 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 ， 宣德皇帝要 。 ’此语至今犹传 。 ”吕毖辑《明朝小史》卷六：“(宣德)帝酷好促织之戏 ， 遣取江南 ， 其价腾贵 ， 至数十金 。 时枫桥一粮长 ， 以郡督遣 ， 觅得其最良者 ， 用所乘骏马易之 。 妻妾以为骏马易虫 ， 必异 ， 窃视之 ， 乃跃去 。 妻惧 ， 自经死 。 夫归 ， 伤其妻 ， 且畏法 ， 亦经焉 。 ”
这些明代的文献 ， 为《促织》的创作提供了依据 ， 然而 ， 由于正史中没有记载 ， 其真实性仍然存在一定疑问 。
蒲松龄的作品《促织》究竟是在写明朝还是写清朝 ， 从诸多依据中不难推断 ， 而且明朝已成过往 ， 小说也不是历史记载 ， 由此也可以推论 ， 蒲松龄的意图不在于记录 ， 借古讽今才更有意义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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