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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韩国人问我：中国的防疫为什么需要中央来做？

樊鹏/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
采访/ 吴立群 视频/ 崔英 杨润
来源：观察者网
疫情|韩国人问我：中国的防疫为什么需要中央来做？
采访截图
观察者网：如您所说 ， 今年年初的新冠疫情对政府的风险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 。 从制度因素考虑 ， 您认为中国能成功战胜疫情的关键在哪里？从应对突发事件的角度来看 ， 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樊鹏：先说第一个问题 ， 这次疫情在初期是出现了一些混乱 ， 这个是我们在总结这次疫情的经验和教训的时候能看到的 ， 我们也毋庸讳言 。 但是 ， 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在于说 ， 在经历了一个很短暂的混乱无序之后 ， 很快进行了一次高效有序的反应 。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这里边应该讲有很多优势 。 比如我们从宏观上看 ， 在中央地方关系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 哪些中央管 ， 哪些地方管 ， 这个应该说配合得很好 ， 收放自如 。 因为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 ， 地方更有信息优势 ， 该放权就得放权 ， 但有些重要的事情 ， 中央要做 。
整个地方治理体系中间 ， 我们也有比较好的做法 。 比如说中央把关口前移 ， 不只在北京坐镇指挥 ， 国务院的协调小组 ， 还有中央的决策机制都到了湖北武汉 。 这个时候就使得地方应对危机的这些机构、人力资源很好地形成了一盘棋 。
【疫情|韩国人问我：中国的防疫为什么需要中央来做？】另外 ， 我们这一次也比较大规模地把社会专业力量用上了 ， 这是中国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积累的社会力量 。 在98年抗洪救灾、过去一些年的地震救灾中 ， 我们都能看到 ， 但这一次规模更大 。
中国实际上是国家社会双轮驱动的一个公共危机的应对机制 。 我们的技术群体、国内的新技术企业 ， 像腾讯、百度这些企业 ， 不管是在信息的收集 ， 还是物资的调配 ， 甚至在对接国际资源方面 ， 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
还有基层的社区管理 ， 我们也做得不错 。
但是我更看重的是什么 ， 如果你要讲一个最大的特点或者是关键的变量 ， 我觉得这次中央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 。
因为我前几天还跟韩国大使馆的一个参赞座谈 ， 他就问：“中国的防疫为什么需要中央来做？你看我们首尔就交给了首尔市政府来做 ， 国家基本上不管 ， 也处理得不错 。 ”我说：“中国不行 ， 因为中国太大了 。 它涉及到地域之间的这种复杂的高频度的人口流动 ， 还有我们的资源分布的不均衡 ， 疫情爆发的多点式特征等等方面的挑战 。 ”
中国一定要有中央政府在危机防控中的参与和干预 。 全国性防御战略的制定是由中央做的 ， 疫情期间不仅要控制疫情 ， 还有很多次生灾害要控制 ， 你还要有生产 ， 你不能不吃不喝 ， 你还要有公共安全、物资的调动 ， 各个方面 ， 中央是少不了的 。 我们还要损有余而补不足 ， 中央政府在关键的时候紧急调拨了10亿资金给武汉 。 另外在很多环节上调拨物资 ， 包括动用军队来援助湖北 ， 这都是中央政府在发挥关键角色 。
还有一个就是重要的人事布局和重要激励机制的调整 ， 比如说针对前期的一些情况果断换班换成员 ， 这都是中央通过它的人事组织制度进行果断的出手 。 又比如说高强度的科研攻关 ， 医疗物资的全国统一调度和确保绿色通道物资 ， 中央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 因为疫情爆发的时候 ， 各地会强化自保 ， 甚至还出现了云南截留物资的一些情况 。 这样的话 ， 全国怎么样打通一盘棋呢？所以 ， 这些我就想着都是由中央出手解决的 。
当然 ， 疫情期间的经济生产、舆情引导、社会稳定、国家安全 ， 甚至还要对接国际上的一些需求 ， 中央政府在这些方面也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
第二个问题 ， 我觉得我们在处理政治和科学的关系上还有一些值得检讨、改善的地方 。 比如说在信息的上报方面 ， 我们还存在一些问题 。 还有 ， 中央、地方的事权划分不够科学等等 。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信息孤岛的问题 ， 我们的预警能力还值得提升 ， 也就是中间的各种信息成本还比较高 。 这背后 ， 我觉得蕴含的问题就是怎样更好地协调政治和专业的关系 。
政治很必要 ， 因为中国的事情是我们的党和政府负总责的 ， 所以重大的决定必须由它来做 。 但另一方面 ， 在这个决定过程中 ， 怎么样更好吸纳专业力量、专业意见 ， 使得科学的专业力量可以在关键的决策环节上发挥关键作用 ， 在这一点上 ， 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改善 。
第二个就是在央地关系和政府层级间关系上 ， 我觉得还有值得调整的地方 。 因为地方爆发疫情的时候 ， 我们需要地方形成一盘棋 。 比如说我们要一位省委书记、一位市委书记 ， 能够统合所有部门、所有力量 。
但是 ， 我们过去这几年改革比较强调集中统筹的改革、自上而下的指导干预 。 这是由我们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决定的 ， 我们现在不是单打独斗 ， 我们需要从总体上应对问题 ， 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
凡事我们要辩证统一地看 ， 这样的安排有好处 ， 但也造成了问题 。 也就是 ， 地方的一个机构、一个部门 ， 要同时对上负责 ， 还要同时对地方负责 。 如果地方应急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命令 ， 他就要考虑这个命令 ， 是不是跟我上面的要求打架 ， 他就容易配合衔接不起来 。
我们在武汉疫情初期的时候 ， 就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 比如说建方舱医院的时候 ， 很多拖拉机进不去 ， 因为交通部门不放行 。 一开始 ， 磨合的制度成本很高 。 因为中国是一个条块分割的体制 ， 实际上这种体制在应对危机的时候是要付出制度成本的 。
我觉得我们应该研究一下常态情况下怎么管理 ， 以及非常态情况下 ， 上面的权力是否可以向地方让渡 。 比如说 ， 《紧急状态法》启动之后 ， 我是不是可以不按照上级的要求 ， 而主要是围绕地方的疫情防控的要求来做事 。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比较值得改善、值得思考的一个地方 ， 也就是说在处理中心化决策和处理分布式管理、临机决策之间 ， 中国体制的这种效能还可以再优化一下 。
我觉得如果再加一点的话 ， 就是基层治理问题 。 这几年 ， 我们一直在强化基层能力建设 ， 甚至在街道社区层面 ， 全国各地都进行了很多探索 。 目的实际上就是增强基层的社会治理能力 ， 创新基层的社会治理方式 ， 让基层的能力能够得到盘活 。
这次疫情总体上看 ， 我们基层的管理是有效的 ， 但是也暴露一些问题 。 我们的基层在处理一些问题上法制资源不足 ， 很多手段都是我们临机性选择的 ， 它的法制依托不足 。 比如说 ， 我要用什么方式管理这个社区 ， 怎么在法治轨道上管 ， 而能够不侵犯居民的一些权力？我觉得可以利用这次疫情来补齐短板 。
【疫情|韩国人问我：中国的防疫为什么需要中央来做？】我们基层还暴露了一个问题 ， 就是我们的专业化防控能力是不足的 。 在武汉疫情最凶猛的时期 ， 社区承担了巨量的工作 ， 但是他没有专业化的力量配备 。 比如说这些发烧的病人到他这儿之后 ， 怎么样很好地分流？他没有办法判断 ， 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让很多的医生下到基层 。 所以围绕重大风险的防范 ， 强化基层的管理能力以及增强一些基层的专业化配备 ，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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