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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以《大学》理解儒学的意义及局限，兼论统合孟荀三-梁涛

以《大学》理解儒学的意义及局限 ， 兼论统合孟荀三-梁涛
梁 涛
【摘要】儒学包含了成己安人、“为政以德”与推己及人、“为国以礼”两个方面 ， 前者由道德而政治 ， 可称为孔孟之道 ， 后者则由政治而道德 ， 可概括为孔荀之制 。 《大学》主要是对前一方面内容的概括和反映 ， 虽然抓住了儒学的核心思想 ， 但只是儒学的一个方面 ， 并不全面 。 《大学》在宋代受到重视 ， 并非是因为其回应了“性与天道”的信仰问题 ， 而是因为北宋灭亡后 ， 统治者将失败的责任推给王安石变法 ， 不再允许谈论制度变革 ， 而试图通过道德完善实现社会改造 ， 出现了内在化转向 ， 《大学》在这一过程中 ， 经朱熹的诠释而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 。 今天讨论儒学 ， 首先应超越狭义的道统论 ， 统合孔孟之道与孔荀之制 ， 发展出更为完备的儒家思想体系 ， 笔者由此提出新道统与新四书的构想 。
【关键词】 《大学》孔孟之道孔荀之制内在转向新四书
儒家思想|以《大学》理解儒学的意义及局限，兼论统合孟荀三-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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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以《大学》理解儒学的意义及局限，兼论统合孟荀三-梁涛】三
《大学》地位的提升和《四书》思想体系的出现 ， 是传统社会后期思想界的重大事件 ， 并对以后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 以《大学》为代表的《四书》体系 ， 虽然在应对佛老的挑战、完成儒学的复兴、重新确立儒学在传统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方面 ， 发挥了积极作用 ， 但其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狭隘的道统说之上 ， 仅以孔、曾、思、孟为儒学正统 ， 并以继承这一儒家道统为己任 ， 而将荀子及汉唐儒学排除在外 ， 其所弘扬的主要是孔孟之道 ， 而忽略乃至否定了孔荀之制 ， 使本来丰富的儒学传统变得狭窄 ， 其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重道德、轻事功 ， 重内圣轻、外王的弱点 ， 不仅没有促成儒学的全面、健康发展 ， 反而造成儒学内部更大的对立 ， 使儒学出现内在转向 。 本来在孔子那里 ， “为政以德”与“为国以礼” ， “为仁由己”与“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 由道德而政治与由政治而道德 ， 是同时并存 ， 相辅相成 ， 互相促进的 。 虽然孟荀各执一端 ， 一定程度上造成二者的分裂 ， 但汉唐儒者总体上仍是将二者等量齐观 ， 并试图使之相统一 ， “孟荀齐号”是当时学术界的共识和常态 。 唐代韩愈提出了狭义的道统说 ， 二程等理学家表示相应和认可 ， 但在整个北宋时期也只是一家之言 ， 宋初的孙复、石介均持一种广义的道统说 ， 其特点是将孟荀以及汉唐时期的扬雄、王通、韩愈 ， 均列入道统之中 。 所以如果跳出狭义的道统说 ， 换一种整全的眼光 ， 就会发现宋代儒学的发展实际经历了由齐头并进到理学独尊的过程 ， 北宋思想界既有主要发展了孔荀之制的李觏及王安石新学 ， 也有着力弘扬了孔孟之道的以周敦颐、二程、张载为代表的理学 ， 二者的思想进路及具体观点虽然有所不同 ， 但都是完整儒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 本应在交流中相互借鉴 ， 补充、完善 ， 乃至融合发展出新的学派 。 但由于狭隘的道统意识 ， 这种互补、融合的局面不仅没有出现 ， 反而引发激烈的党争 ， 终于随着北宋的灭亡 ， 王安石新学被否定 ， 失去官学地位 ， 李觏也影响式微 ， 朱熹理学由于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 ， 虽然也一度遭受挫折 ， 但还是得到官方的肯定和认可 ， 《大学》也在这一过程中确立起儒家核心经典的地位 。
关于新学、理学的分歧和对立 ， 学术界已有不少讨论 ， 从儒学自身的发展来看 ， 实际涉及到治国理念尤其是对道德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理解 。 儒学从孔子始 ， 主张并追求道德与政治的统一 ， 不论是“为政以德”还是“为国以礼” ， 都不是将道德与政治打为两截 ， 而是以道德引领政治 ， 以政治促进道德 。 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与政治就没有差别 ， 道德的核心是德性 ， 是对他人的关爱和同情 ， 并由此生发出责任和义务；政治的本质是正义 ， 是以制度化的建构实现利益、好处的公平分配 。 在儒家的语境中 ， 道德主要表现为仁 ， 包括成己、爱人、仁政等；政治更多体现为礼 ， 包括礼乐刑政等 。 在儒家看来 ， 一方面道德应引领政治 ， 没有仁则没有礼 ， “人而不仁 ， 如礼何？”（《论语·八佾》）道德也可以成就政治 ， 如仁政 ， 但主要是以道德的手段实现政治治理 ， 是“以不忍人之心 ， 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另一方面政治可以促进道德 ， 礼可以成就仁 ， “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 但主要靠礼义的约束 ， 靠外在的教化 。 仁与礼有所不同 ， 但又不可截然分开 ， 同样道德与政治也是分而不分的 ， 既有分别但又不可对立、分开 。 由于仁与礼、道德与政治的这种复杂关系 ， 孔子之后儒学内部发生分化 ， 出现成己安人、“为政以德”与推己及人、“为国以礼”两条路线 ， 前者由道德而政治 ， 后者由政治而道德 ， 孟子主要走的是前一条路线 ， 荀子侧重后一条道路 。 从这一点看 ， 理学与新学的对立 ， 实际仍是孔孟之道与孔荀之制差别的延续 。 李觏、王安石主张制度变革 ， 更多关注的是财富的生产和利益的分配问题 。 在义利观上 ， 主要继承的是荀子的“义利两有”（《荀子·大略》） ， 主张义利统一 ， 反对重义轻利 。 作为王安石的先导 ， [ 李觏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 提出“均田”“平土”等主张 ， 对王安石变法做了准备 ， 他的弟子邓润甫也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 。 胡适说：“他（注：指李觏）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 ， 是王安石的先导 ， 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 。 ” （《记李觏的学说——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 ， 《胡适文集》 ，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第25页）]李觏提出“生民之道食为大” ， [ （宋）李觏：《平土书》 ， 《李觏集》 ， 中华书局2011年版 ， 第191页 。 ]“衣食之急 ， 生民之大患也 ， 仁君善吏所宜孳孳也” ， [ 同上 ， 《安民策第十》 ， 《李觏集》 ， 第189页 。 ]所以“治国之实 ， 必本于财用” 。 [ 同上 ， 《富国策第一》 ， 《李觏集》 ， 第 138页 。 ]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经济基础 ， 是物质财富 ， 反对把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简单对立起来 。 “人非利不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 同上 ， 《原文》 ， 《李觏集》 ， 第342页 。 ]那么如何做到义与利的统一 ， 进而治理天下国家呢？“无他 ， 一于礼而已 。 ……夫礼之初 ， 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 。 ”[ 同上 ， 《礼论第一》 ， 《李觏集》 ， 第5～6页 。 ]礼既顺应又节制人的性和欲 ， 节制是为了更好地满足 ， 满足是建立在节制的基础之上 。 而要做到以礼治国 ， 就需要统治者与民同利 ， “与众同利则利良民 ， 不与众同利则利凶人” 。 [ 同上 ， 《庆历民言·释禁》 ， 《李觏集》 ， 第251页 。 ]执政者与民同利就会出现良民 ， 不与民同利则会产生恶人 。 王安石也认为 ， “盖聚天下之人 ， 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 ， 不可以无义” 。 [ （宋）王安石：《乞制置三司条例》 ， 《临川先生文集》 ， 第745页 。 ]这里的“义”是指财富分配中应遵循的道义、正义 ， 具体体现为礼 。 圣人制作礼乐 ， 就是要满足人们养生的需要 。 “衣食所以养人之形气 ， 礼乐所以养人之性也 。 ……吾于礼乐 ， 见圣人所贵其生者至矣 。 ”[ 同上 ， 《礼乐论》 ， 《临川先生文集》 ， 第703页 。 ]儒家的核心概念仁义 ， 其实都可以从养生来理解 。 “世俗之言曰 ， ‘养生非君子之事’ ， 是未知先王建礼乐之意也 。 养生以为仁 ， 保气以为义 。 ”[ （宋）王安石：《礼乐论》 ， 《临川先生文集》 ， 第703页 。 ]二程、朱熹注重道德完善 ， 故把正人心尤其是正君心放在首要位置 。 在义利观上 ， 强调先义后利 ， 主要发挥的是《大学》和《孟子》的思想 。 《大学》云：“国不以利为利 ， 以义为利也 。 ”朱注：“深明以利为利之害……其丁宁之意切矣 。 ”[ （宋）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 ， 第13页 。 ]《孟子·梁惠王上》曰：“王亦曰仁义而已矣 ， 何必曰利？”朱注：“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 ， 天理之公也 。 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 ， 人欲之私也 。 循天理 ， 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 ， 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 。 所谓毫厘之差 ， 千里之缪 。 ”[ 同上 ， 《四书集注·孟子集注》 ， 第182页 。 ]不难看出 ， 李觏、王安石主要延续的是主外派-荀子的路线 ， 走的是由政治而道德的进路 ， 故重视人的感性生命 ， 从个体之性推出普遍之性 ， 也就是可以共享、共存的性 ， 并以此作为建构礼乐制度的根据 。 一方面从利中推求义 ， 另一方面又以义节制利 ， 持一种义利统一观 。 其义虽然是普遍的 ， 但不脱离人的感性生命 ， 是形而下的存在 。 二程、朱熹主要继承了主内派-孟子尤其是《大学》的思想 ， 并做了理论发挥 ， 走的是由道德而政治的路线 ， 故强调以修身为本 ， 主张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达到治国、平天下 。 在义利观上 ， 主张义优先于利 ， 尤其强调行为动机要出自义 。 “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 ， 才说著利 ， 必害于义 。 圣人做处 ， 只向义边做 。 然义未尝不利 ， 但不可先说道利 ， 不可先有求利之心 。 ”[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 ， 第4册 ， 第1218页 。 ]二者虽有不同 ， 但如前面所言 ， 只是儒家内部两条不同的路线 ， 并非截然对立的 ， 道德完善与制度变革也不存在本末、高低的差别 ， 而是可以互补的 。 李觏、王安石新学虽然对儒家仁学重视不够 ， 对道德主体、心性修养有所忽略 ， 但其主张道德价值观不能脱离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 ， 对民众的物质利益、情感欲望表现出更多的关注与肯定 ， 仍属于儒学内部的健康力量 。
儒家思想|以《大学》理解儒学的意义及局限，兼论统合孟荀三-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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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 由于北宋的灭亡 ， 南宋统治者出于政治的需要 ， 把“国事失图”的责任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 ， 认为“惟是直书安石之罪 ， 则神宗成功盛德 ， 焕然明白” 。 [ （宋）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 中华书局2013年版 ， 第4册 ， 第1487页 。 ]这本是历史上不断上演的吾皇圣明、奸臣误国的闹剧 ， 是统治者维护个人利益的一贯伎俩 ， 却影响了南宋的思想界 ， 即使朱熹也概莫能外 ， 他把与新学认识上的分歧上升为政治上的大是大非 ， 把北宋亡国的责任推给王安石 ， 不仅不公允 ， 也影响了后人对儒学的认识和理解 。 这样前有二程对荀子“大本已坏”的评价 ， 后有朱熹对王安石“大本不正”的否定 ， 儒学内部孔孟之道与孔荀之制两大传统中孔荀之制的传统被中断 ， 无法得到延续和发展 。 肖永明教授说：“王安石早在北宋中期 ， 就突破了孔孟以来绵延千年的传统偏见 ， 强调义与利的统一 ， 的确不愧是具有特见著识的杰出思想家 。 如果理学学者能够以理性平和的态度对待新学 ， 汲取其中这些有价值的见解 ， 在注重精神锻造、道德建设的同时 ， 也对制度建设及物质财富的生产、管理予以同样的重视 ， 使二者不偏废 ， 使新学与理学相互取益、相须为用 ， 则无疑北宋以后儒学会朝着更为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 ， 历史不容假设 ， 却能给人以思考与启示 。 ”[ 肖永明：《北宋新学与理学》 ，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第235～236页 。 ] 历史虽然无法假设 ， 但可以借鉴 。 日本著名学者丸山真男指出 ， 日本社会向近代形态的转变中 ， 荻生徂徕等古学派学者发挥积极的作用 ， 他们解构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连续性思维 ， 将朱子学的道德性转化为政治性 ， 并从中区分出了个人道德与国家政治的不同分野 。 “在朱子学中 ， 治国、平天下被化约为德行 ， 而德行又进一步被化约为穷理 。 由于这种‘合理主义’的解体 ， 政治逐渐就从个人道德中独立了出来 ， 到了徂徕学 ， 儒学已完全被政治化 。 然而 ， 规范在向政治之物升华的同时 ， 另一方面就走向人的精神解放 ， 并打开了自由发展之路 。 ”[ （日）丸山真男著 ， 王中江译：《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 第115页 。 ]日本古学派对《大学》修齐治平模式的解构 ， 可以从另一位学者伊藤仁斋评论朱熹向孝宗进言正心、诚意之事中得到鲜明的反映 。
愚谓其说固善 。 然在学者则可 ， 无所以告于人君也 。 如学者固不可以不以此（注：指正心、诚意）自修 。 在人君 ， 则当以与民同好恶为本 ， 其徒知正心、诚意而不能与民同好恶 ， 于治道何益？[ （日）伊藤仁斋：《童子问》 ， 见井上哲次郎、蟹江义丸编：《日本伦理汇编》第5册 ， 育成会1901年版 ， 第111页 。 ]
在仁斋看来 ， 治国的关键不在正心、诚意的道德动机 ， 而在于国君能够“与民同好恶” ， 使其获得具体福利的实际效果 ， 这与朱熹一味强调正人心 ， 视君主之心为政治的根本正好相反 ， 而与李觏、王安石的主张更为接近 。 至于其将道德与政治做适当的区分 ， 认为前者的核心是个人的自修 ， 而后者的根本是与民同利 ， 根据丸山真男的分析 ， 实乃开启了日本近代化的转向 。 程朱理学与日本古学对《大学》的不同诠释、理解及产生的后果 ， 值得我们反省和思考 。
儒家思想|以《大学》理解儒学的意义及局限，兼论统合孟荀三-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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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论 ， 《大学》在儒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 在历史上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 但以《大学》来概括、理解儒学则是不全面的 。 程朱对《大学》的过分强调 ， 从理学立场对《大学》所做的诠释 ， 在突出孔孟之道的同时 ， 却掩盖乃至否定了孔荀之制 ， 甚至在儒学内部造成不必要的对立和冲突 ， 损害、影响了儒学的健康发展 。 所以今天讨论儒学 ， 首先要超越狭义的道统论 ， 不能仅仅以《大学》理解儒学 ， 而应将孔孟之道与孔荀之制相贯通 ， 将成己安人、“为政以德”与推己及人、“为国以礼”相结合 ， 构建起完整的儒学思想体系 。 基于这种考虑 ， 笔者提出了“新道统”“新四书” ， 试图借鉴宋儒以经典诠释建构思想体系的方法 ， 完成当代儒学的重建 。 儒家道统的核心 ， 无疑是仁义 ， 但韩愈将其理解为“博爱之谓仁 ， 行而宜之之谓义” ， [ 韩愈：《原道》 ， 《韩愈全集》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 第120页 。 ]则不够全面 。 儒家的仁义 ， 具体理解起来既指仁义 ， 也指义仁 ， 实际包含了由仁而义和由义而仁 ， 前者是孟子的“居仁由义”（《孟子·离娄上》） ， 由内在的仁心表现出对他人的责任、义务；后者是荀子的“处仁以义”（《荀子·大略》） ， 也就是以义来成就仁 ， 以正义、公正的制度来实现仁；前者是孔孟之道 ， 后者是孔荀之制 。 以这种广义的仁义去重新审视传统才是儒家的真道统 ， 是我们倡导的新道统 。 这种新道统显然无法以传统的四书来代表 ， 其精神也无法简单以《大学》的修齐治平来概括 ， 故需要有新的经典体系 ， 以作为儒学重建的理论依据 。 这一经典体系 ， 在我看来 ， 应该包括《论语》《礼记》《孟子》《荀子》 ， 可称为新四书 。 在新四书中 ， 《大学》被返回《礼记》 ， 需与《礼运》《王制》等篇结合 ， 方可对儒学做出完整的理解和概括 。 而通过对新四书的理论诠释 ， 统合孟荀 ， “合外内之道”（《礼记·中庸》） ， 便成为当代儒学重建的重大理论课题 。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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