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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善坤|初中生刺死霸凌者获刑8年，法院通报：将组织人员开展工作( 四 )


民事诉讼时，李家起诉了陈家和贺翔家。陈泗瀚担心班主任会受牵连，让父母不要起诉学校，所以陈家只申请追加了金威等人为被告，共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后判决金家、贺家分别赔偿8.7万，陈家赔偿15.2万，其中11万在事发当晚就给了李家。
宣判后，金家不服要上诉，李荣惠指着金父说：“你还好意思上诉，你家金威有什么权利打我儿子？”
她心里有冤气，不愿再拿钱，也拿不出钱。家里本就没什么积蓄，之前给的11万里有6万是政府补偿，5万是跟亲戚借的。那段时间孩子住院治疗、请律师等，花了不少钱，不得不抵押房子贷款。出事后她一直请假，没多久就被工厂解雇了，仅靠丈夫一人工作，维持生活。
2017年未管所打来电话，说如果不交完赔偿余款，陈泗瀚就无法减刑。他们又东借西凑，筹到四万多。
在法院执行庭办公室里交完钱后，李荣惠与陈善坤妹妹跪在李小东父母面前，求他们写一份谅解书。其实案子已结束，谅解书也不能改变什么，他们只是想给孩子 “一点希望”。但无论怎么哭怎么道歉，对方都无动于衷。
李小东的父亲至今恨意难消。今年7月，采访人员联系到他，他拒绝了采访，并放话说要报复陈泗瀚。李小东的母亲则通过伯母向采访人员转达，她心情不好，不想见人。伯母说，电话里她一直在哭。
伯母对李小东的印象基本停留在初中以前：李小东和姐姐从小很乖，干活勤快，成绩也不错。镇上没有中学，姐弟俩初中去了县城读书，因为离家远，父母给他们在县里租了个房子，有空会去看他们。
出事时，李小东的父亲在煤场拉煤。儿子离开村庄去县城上学，经历了什么，父子俩也许并没有太多沟通。“我也不知道他那天为什么欺负别人，出了家门我就管不着了，一定是学校没有教育好。”在“谷雨”的采访中，他表示，从前他都是严加管教，有一次打儿子把棍子都打断了。他也不认可“正当防卫”，因为第一刀是陈泗瀚先杀的。
李小东老家。
民事法庭上，李荣惠是自己辩护的。她说，在座的都是为人父母，都有儿女在外面读书，如果说陈泗瀚犯了多大的错，要判8年，还要赔这么多钱，那换作你们自己的孩子，一天被打了那么多次，你们作何感想？说完庭上很安静。唯独李小东父亲头一歪，回了句：“反正我家的死了。”
那一刻，她的愤恨无以复加，但胸腔却像被死死堵住一般，什么也吐不出来。
申诉
一审后，陈善坤夫妇找了一个更有名的本地律师，对方信誓旦旦地说肯定会改判，改成防卫过当，顶多判5年。两人都听蒙了。
上诉时，他们提交了陈泗瀚的医院检查报告、全身是伤的照片，以及四中学生请求法院轻判陈泗瀚的联名信。
这封联名信是一审判决后陈泗瀚的同学自发写的，共有56名学生签字按手印。信上说：“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杀人犯，他曾经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也是一名积极向上的同学，更是这起事件中的一个受害者，一个需要你们保护的受害者。”
二审没有开庭，维持原判。
此后两年，没有工作的李荣惠背着包到处递申诉材料。材料是300元请人写的，复印一张两毛，这几年光复印就花了上千元。
陈善坤则一天到晚盯着判决书看，逐字逐句反复琢磨，那几页纸都快被他翻烂了。“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有限，哪怕差一个字，意思都不同。”
李荣惠跑了几十家律师事务所，都说判重了，但没人愿意接。她也知道本地律师的局限性，只是求一个心理安慰，走到哪儿都想问问，懂法的人对这个案子的判断，跟他们想的有多大区别。既然区别不大，就要坚持下去。
坚持并不容易。材料要么递不上去，要么没有音讯，唯一有回音的是州检察院——打电话叫她把材料拿回去。她走了很远的路，拿到材料后，双脚突然没了力气，蹲在地上哭了一场。
头两年，母亲和姐姐们担心她抑郁，每天轮流守着她，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很多时候，她要不停地暗示自己“我的小孩还在，只要他活着就好”，内心才能获得短暂的平静。后来为了转移注意力，她打了两份工，每天忙得很累，晚上好睡一点。
陈善坤的状态更差一些。他原来是一个能说会道、善于张罗的人，孩子出事后，他的嘴变笨了，记忆力退化了，“像变了一个人”。他的身体也不如从前，经常头晕头痛，有时痛到心慌、呕吐，医院检查为脑供血不足。李荣惠觉得他是想太多了，休息不好。有时候他半夜起来，走来走去，把她吵醒，最后两个人都睡不着。
每月一次的探视机会，每次半小时的会见时间，来回要赶90多公里路，他们从来没有缺席过。每次进未管所，他们会先看墙上的公告，表现好的名单里经常有陈泗瀚，但减刑名单里总是看不到他。
有一次，他们参加未管所的帮教活动，可与孩子面对面地吃一顿饭。走的时候，李荣惠回头看，发现儿子正沿着二楼窗边跟着他们走。那一幕让她无比心痛。
陈善坤一直觉得对不起孩子，身为父亲，没有教过孩子如何保护自己，出了这样的事，又因为自己的无知，没有给孩子争取到好的结果。
“故意伤害”这四个字，就像一把刀，扎在他们心上。
2018年，他们看到昆山反杀案的报道，决定无论如何要找一个好律师申诉。李荣惠在网上咨询了一些北京的律师，把起诉书和判决书发过去，仍只得到口头安慰。直到林丽鸿对她说：“我接了。”简单的三个字，差点让她眼泪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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