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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器|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摘要分享【第一辑】

礼器|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摘要分享【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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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的学者及嘉宾合影（摄影 | 余冠辰）
青铜器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重要的藏品门类 ， 不仅有后母戊方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等国之重器在此得以收藏、研究、展示 ， 近年来国家博物馆还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青铜器展览 ， 受到广大公众的欢迎 。 在此背景下 ， 2020年9月26日至27日 ，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 ， 邀请国内外重量级研究学者齐聚一堂 ， 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
礼器|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摘要分享【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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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青铜器卷（西周）》
论坛上 ，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青铜器卷（西周）》发布 ，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丁鹏勃与朱凤瀚教授共同为新书揭幕 。
为及时与大家分享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 ， 在此特整理出各位学者在此次论坛上所提交的论文摘要 ， 欢迎大家关注 。 请看第一辑
礼器|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摘要分享【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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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标志（设计 | 王欣然）
摘要分享·【第一辑】
9月26日 上午
【礼器|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摘要分享【第一辑】】第一场论坛主旨发言
主持人：陈建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枣树林曾侯编钟与叶家山曾侯墓
朱凤瀚（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论文对湖北随州枣树林曾侯编钟铭文做了初步分析 ， 重点讨论了铭文所涉及的西周早期南宫氏奉王命“建于南土”及封于曾的实况 ， 并由此联系叶家山墓地 ， 对几座大墓 ， 特别是M111出土青铜器所反映的墓葬年代与墓主人身份再作探讨 。
商周铜器分类的再认识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器物分类 ， 功用最重要 。 研究功用 ， 自名很重要 。 尊彝是祭器通名 。
食器分肉食器和饭食器 。 前者包括鼎、鬲、豆 ， 鼎、鬲属煮肉器 ， 豆属盛肉器 。 后者包括甗、簋、盨、瑚、簠 。 甗属蒸饭器 ， 其他属盛饭器 。 重点讨论鼎类的鑐 ， 以及簋与盨、瑚与簠的关系 。
酒器分缩酒器、温酒器、酌酒器、饮酒器、盛酒器 。 同即俗称的“觚”和“觚形尊” ， 属缩酒器 。 三足爵与俗称的“角”“斝”可能是同类 ， 属温酒器 。 饮壶（也叫饮鑵）即俗称的“觯” 。 “觯” ， 东周自名“耑” 。 勺形爵属酌酒器 。 杯属饮酒器 。 壶、罍属盛酒器 。 俗称的“卣”“方彝”“觥”亦属盛酒器 。 “尊”分三类：“罍形尊”“觚形尊”“觯形尊” ， 应分归罍、同、饮壶 。 俗称的“卣”是提梁壶 。 俗称的“方彝”可能是一种方形的壶、罍 。 俗称的“觥”是酒器中类似匜的器物 。 重点讨论祼、赞和两种爵字在古文字中的不同 ， 指出今爵字是来源于勺形爵 。
水器分盥器、沫器、浴器 。 盘、匜、盉、蓥属盥器 ， 与洗手有关；盘、鉴属沫器 ， 与洗脸、洗发有关 ， 大者可当澡盆 。 浴鼎（也叫汤鼎）、浴缶属浴器 ， 是用来盛煮洗澡水 。
鸟兽尊 ， 多以为酒器 ， 未必 ， 有些是食器 。
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的礼器特质——以盘龙城的材料为例
张昌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陈丽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古代中国青铜器多是用作礼器、以表达等级为内在特质 ， 并在西周中晚期形成了成熟的器用制度 ， 成为早期国家社会阶层的物化标识 。 不过 ， 青铜礼器表达社会等级的外在形式 ， 有一个走向成熟的过程 。 观察这样的过程 ， 是研究器用方式的演进、揭示早期国家礼制形成的重要视角 。 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开始有了规模化生产 ， 青铜器生产的水准体现在容器、牌饰等形制与技术复杂的贵重青铜器上 ， 而这些青铜器的实用性则不是追求的重点 。 同时 ， 贵重青铜器还专门出现在高等级墓葬中 ， 青铜器作为礼器的特质开始显现（二里头青铜容器墓葬列表） 。 不过 ， 这一时期青铜器器类单调 ， 制作上几乎是光素无纹 ， 且往往是以单件的形式出现 ， 作为礼器的青铜器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 。 二里冈文化晚期 ， 青铜器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 器物的数量和类别大大增加 ， 器表的装饰性和观感加强 。 那么 ， 作为礼器 ， 是如何表达社会等级的？
组合 。 觚、爵、斝为形式的组合形成 ， 并以不同套数的组合标识等级高低；
数量 。 数量的多寡、组合的复杂程度标识等级的高低；
体量 。 以鼎为代表 ， 体量的大小标识等级的高低；
装饰 。 不同纹饰重要程度不同 ， 并表现在等级中 。
总的看来 ， 二里冈文化晚期青铜器以组合方式、数量与体量、装饰等形式 ， 表达礼器拥有者的社会地位 。 这样的形式 ， 也基本就是西周中晚期器用制度成熟期的方式 。 这说明二里冈文化晚期青铜礼器的外在表达形式基本成形 ， 青铜器作为社会最重要礼器的地位 ， 已经形成 。
青铜铭文铸写的曾世家——兼及《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介绍
方勤（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翟扶文（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
名不见经传的曾国 ， 是几代考古学人用手铲一点点揭露的 ， 出土的青铜器和铭文是撰写曾国历史的关键 。 依据曾国考古以及青铜器的分期 ， 通过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因素和青铜器铭文所显示的历史文化信息 ， 几代学者逐步构建起曾国的历史与文化 。 在这个框架下 ， 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曾国历史呈现在大众面前：曾国早期的考古文化因素和青铜器风格有浓烈的“左右文武”的周王朝文化面貌 ， 同时又融合了部分地方特色；至春秋早期 ， 楚文化风格渐显 ， 到春秋中期已经可以看出非常强烈的楚文化青铜器影响；在春秋晚期 ， 曾国进入“左右楚王”时期 ， 逐步转变以楚文化风格为主体 ， 只保留了少量自身文化因素 。 以此考古研究成果为基础 ， 湖北省博物馆推出的《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是考古发掘、研究成果和展示利用的探索案例 。
关中与晋西和晋南的商代南方风格青铜器——兼由青铜器铸地与扩散论商代青铜器生产
苏荣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近些年的青铜器研究 ， 可以确定南方风格青铜器的若干风格和工艺特点 ， 二者互为表里 ， 与中原早商和晚商青铜器明显不同 ， 进而推论南方风格青铜器的年代多属中商时期 ， 对安阳殷墟的青铜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本文基于对南方风格青铜器铸造工艺和风格因素的认识 ， 辨识出关中和晋西、晋南诸地出土的若干青铜器属于南方风格器 ， 对它们逐一进行讨论 ， 丰富了对南方青铜器的认识 ， 指出它们应是铸造于长江流域而传入这些地区的 ， 进而再讨论它们的年代和传播关系 。 南方风格青铜器是研究青铜器的地方风格、铸地和传播的重要实例 ， 本文也随之讨论商代青铜器的铸地、扩散问题 ， 并对商代青铜器的生产性质试作探讨 。
9月26日 下午
第二场
主持人：苏荣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青铜器卷·西周》一书的编撰收获
田率（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青铜器卷·西周》共收入青铜器164组 ， 作者在撰写过程中 ， 获得了一些创见和新识：以利簋铭文为中心 ， 审视王号生称死谥的问题 ， 认为在制作铭文时 ， 作器者追述以往事件中存在着先王与时王共同参加的情形 ， 所以才会出现既有先王谥号又有王称的现象；天亡簋铭“王降 ， 亡爵、退、”一句涉及三种赏赐物；宜侯夨簋铭中的“鬯”是以黑黍为原料并加入 舆再加工制成的香酒；师酉器、师询器的时代以及师酉、师询父子任仕情况做了分析；对以往著录中有关旅鼎的流传经过进行了梳理辨析 。
中国国家博物馆铜镜收藏与研究
霍宏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铜镜数量巨大 ， 种类丰富 。 国博铜镜的收藏历史已有百年之久 ， 主要包括三个重要阶段 。 该馆铜镜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开始时间较早 ， 有关铜镜的研究成果丰硕 ， 令人瞩目 ， 文中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归纳 。 国博馆藏铜镜特点明显 ， 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时代蝉联 ， 自成体系；二是发掘品精 ， 工艺上乘；三是题材广泛 ， 形制多样 。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两次大规模的文物调拨 ， 集中了一批源于全国各地的铜镜考古发掘品、出土品佳作 ， 汇聚了中国古代铜镜的精华 ， 体现出古代制镜技术的最高水平 。
虢季子白盘年代再议
韩巍（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国博所藏青铜重器虢季子白盘的制作年代 ， 学界一般定于宣王十二年 ， 虽曾有少数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 但并未引起重视 。 本文根据虢盘铭文的文体、字体、书风等因素 ， 指出其年代不可能早到宣王时 。 再结合《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以及清华简《系年》等新出土资料 ， 认定虢盘铭文中的“王”应为西周灭亡后“二王并立”时期的“携王” 。 由此出发 ， 对于两周之际的政局变迁、铜器断代及考古年代学等问题将会有全新的认识 。
鸟兽纹管銎戈溯源
陈鹏宇（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春秋晚期的鸟兽纹管銎戈（文物帐名称分别为“虎鸟纹戈”、“错金鸟兽纹戈”、“邗王是野戈”） ， 皆为杨宁史旧藏 ， 可能皆是出自山西 ， 形制比较特殊 。 本文系联了与之类似的16件标本 ， 以及形制相关的11件鸟兽纹管銎斧 ， 认为这种管銎戈是由鸟兽纹管銎斧演变而来 ， 其形制体现了域外文化因素 。 进一步溯源 ， 其早期形态应该是公元前8-6世纪流行于南西伯利亚、图瓦、阿尔泰等地区的管銎啄（根据刃部形态不同 ， 亦有“鹤嘴斧”“鹤嘴锄”等不同的称呼） 。 结合图像资料可以证明 ， 这种武器就是希罗多德《历史》中提到的、草原游牧民族萨卡/斯基泰人的传统兵器“sagaris” 。 而吐刃造型和管銎上的动物形象则源自西亚 。 综合考虑 ， 源自西亚的吐刃造型、管銎动物纹饰与欧亚草原上流行的武器“sagaris”结合 ， 形成了早期的鸟兽纹管銎斧类器物；该器类传入我国后受到中原传统的影响 ， 从而出现了鸟兽纹管銎戈 。 由此本文探讨了公元前5世纪东西亚之间的文化传播路径：西亚—欧亚草原—中国新疆—中国北方及中原 。
说“礤”
熊长云（故宫博物院馆员）
一种正面具有密集乳钉、中有镂空的兽首方形牌饰 ， 在传世品及考古发掘中屡见不鲜 ， 但此器究竟用途为何 ， 千百年来聚讼纷纭 。 目前已有厌胜钱、马刷、锉、 、磨姜器、牌饰等多种观点 ， 然而多数观点均限于推测 ， 故迄今为止尚未达成共识 。 通过对传世与考古发现的相关器物重新进行梳理 ， 可知这种牌饰的共同特点有二 ， 一是器身均具有密集乳钉状突起 ， 二是绝大多数器物均有镂空 。 在考察相关文物后 ， 发现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类似器物与之契合 。 根据传世文献及今天岭南地区对类似器物的称谓 ， 我们将这种器物定名为“礤” 。 礤是人们磨治香料、食物或药材的工具 ， 属于研磨器的一种 。
上海博物館藏籧戈初探
韦心滢（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上海博物馆藏籧戈未经著录 ， 为1979年孙鼎先生之遗赠 。 籧戈为长直窄援、弧形尖锋无折角、有脊 ， 锋略宽于援身 ， 上出阑下不出阑 ， 短胡二穿 ， 直内无刃、内上有一横穿 ， 其年代约在春秋晚期、战国早期之际 。 本戈胡上铸铭两行9字 ， 铭文隶定释读为：“句豆（宛）子籧之造戈” 。 藉由本戈铭文字词的隶定考释 ， 提出“句豆”为复合氏名的看法 ， 并进一步探讨春秋战国时期复合氏名的存在与使用例 。 另对以地为氏之“（宛）”地理位置进行归纳分析 ， 结合器型学的认识与判断 ， 得出本戈属于楚系兵器的看法 。 最后 ， 总结金文中“复合氏名+子+私名”的特殊自称 ， 不仅具有时代特征 ， 同时亦为流行於江淮地区 ， 独具地方特色的用语 。
说觚爵组合
严志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商代墓葬所见铜器组合以觚爵组合为核心 ， 经常是一觚一爵 ， 或其倍数组合 。 这种觚爵组合在西周以后渐渐衰落而不见 。 这似乎已成学界共识与常识 。 但据现在的一些材料来看 ， 其实延至东周时期 ， 觚爵的组合还是存在的 。 爵的发展有两系：其一是三足爵 ， 由二里头文化延至西周早期 。 其二是勺形爵 ， 由西周中期而至东周 。 觚自名为同 ， 西周中期的杯、觯是觚的变体与替代 。 漆觚也参与与爵的组合 ， 圆陶片、柄形器能指向考古中不宜发现的漆觚 。 觚爵的组合使用 ， 从二里头文化阶段起始 ， 延续至战国时期 ， 一直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酒器器用核心 。
两周时期冀北与辽西地区青铜器的文化要素分析
李刚（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以往研究多认为主要分布于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结束于春秋中期之前 ， 冀北地区的玉皇庙文化则繁盛于春秋中晚期 ， 从青铜器遗物观察 ， 二者有若干形制相近的北方文化风格器物 。 夏家店上层文化所含青铜卧虎牌、卷躯虎形牌、兽形交媾牌、矩形带饰牌、带束扣、垂尾联珠扣、连珠泡、环鸟头扣、人字坠、人面饰、钮铃、盒铃等 ， 与冀北地区玉皇庙文化中部分青铜器的器用、器形、纹饰母题有相近之处 。 从分布更广阔的北方风格青铜器观察 ， 上述器物包含了丰富艺术创意和相近的审美取向 ， 在制作工艺和复合材料的装配方式上也有共通之处 ， 同时又都与中原文化及北方草原有所交流 。 因此 ， 有必要对这些地区的共同文化要素进行排比 ， 以分析其在各文化中所占权重 ， 判定中心地和传播范围 ， 进而对相关文化的时空关系再行探讨 。 本文通过器物类型学研究及器群构成的对比 ， 梳理了两地青铜文化的相同要素 ， 肯定了两地文化的共性和发生交流的可能性 ， 并对二者的年代区间做了新的推测 。
先秦时期中条山及周边矿冶活动的兴衰（在线发言）
田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铜在先秦时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考古发现表明 ， 我国对铜的开采与利用不晚于仰韶时期 ， 经龙山、二里头等时期的发展 ， 逐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青铜器手工业 。 限于材料 ， 学术界长期以来对铜器铸造研究较多 ， 而对铜料来源关注不够 。 邻近河洛地区的中条山 ， 因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 ， 被不少学者推定为三代王朝重要的铜料来源地 。 但因缺少正式的考古工作 ， 导致这一观点长期处于猜想状态 ， 未能得到实物证实 。 近年来 ， 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在中条山及周边地区开展了多次有针对性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 ， 取得了丰硕成果 ， 为研究中条山及周边早期矿冶活动 ， 探索夏商王朝的铜料来源等问题提供了新材料 。
本文在系统梳理中条山及周边地区先秦矿冶遗址的基础上 ， 论述了中原王朝及诸侯国在不同时期对中条山铜矿的开采与利用情况 。 作者认为 ， 不晚于龙山时期 ， 中条山的铜矿已得到开采 ， 并实现采、冶分离；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 ， 中条山及周边地区采、冶铜遗址大幅增加 ， 并在二里岗文化阶段达到顶峰 。 晚商、西周及春秋时期 ， 因地区势力变化、氧化铜矿接近枯竭等原因 ， 中条山及周边地区的矿冶生产陷入停滞 。 战国时期 ， 中条山地区的矿冶生产虽然再次繁荣 ， 但仅限于向魏国或秦国提供铜料 ， 已经不复昔日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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