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困境”( 二 ) 近年来很多日本影视作品将镜头对准在有

与该剧剧情形成镜像的是，东京都目黑区发生过一起五岁幼童被继父与母亲虐待至死的悲惨事件。该事件引起媒体与社会舆论甚至政府的强烈关注，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为此召开了内阁官僚会议。这次事件和《母亲》里描写的状况极为相似，虐童的主凶是继父，亲生母亲因为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没有救助也没有求助，事实上起到了帮凶的作用。

在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的《小偷家族》中，虐童则作为一个辅助情节出现。阿治和信代是一对情侣，他们寄身于一个没有儿女赡养的非亲非故的老妇人家里（阿治和老人在弹珠房相识），一起生活的还有一个阿治从弹珠房（赌博场所）外停车场的车里诱拐来的男童（父母耽于赌博，把年仅三岁的幼童长时间单独锁在车里）。是枝通过影片展现了身处社会边缘的一类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家庭形态。没有血缘或法律关系的人，非常和谐地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互相体贴关爱。而另一面，小女孩由里却在亲生父母的虐待中忍气吞声，被阿治撞上几次之后，他又自作主张地把由里带回了家。

这个靠偷窃为生的“家庭”仿佛在没有聚光灯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出蒙面哑剧，灯光亮起的时候，便是曲终人散的时刻。第一个被推上审判台的就是“母亲” 。警察不去追究由里在原生家庭遭受过的虐待，而始终坚持“孩子只有在亲生父母身边才能获得幸福”这一所谓的“真理” 。当然，他们的理解并不完全来自社会移植，也包括自身的经验。他们也已为人父母，他们深爱自己的孩子，仅从自身的感情出发，他们也不能理解另一种感情的存在。这种观念与理解的隔阂，就如同他们身后的法律一样，只有“对”“错”之分，不允许第三个答案。

----日本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困境”//----

在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的《小偷家族》中，没有血缘和法律关系的人，非常和谐地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而当“母亲”被推上审判台，警察不去追究孩子在原生家庭遭受过的虐待，反而始终坚持“孩子只有在亲生父母身边才能获得幸福”这一所谓的“真理”

原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养老孟司有一本畅销著作《傻瓜的围墙》，里面提到：我们看似通过电视和报刊获得了一些新闻，但那里面无疑还存在太多根本让人无从知晓的东西。在被各种媒体新闻包裹起来的现代社会，新闻，在很大意义上变成了一种被消费的商品。大多数人对新闻所持的态度也仅仅停留在满足某种猎奇心理之上，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其背后存在的“根本让人无从知晓的东西” 。

最后信代不得不做出妥协。在被审讯的过程中，经历了世俗道德的“拷问”之后，她终于不得不直面存在于自己和这个社会之间的无法逾越的障碍。因此，才心灰意冷，对来探监的丈夫说：该清醒了，对这孩子来说，我们不行。她的意思是，如果孩子愿意，可以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也就是说回到轨道上的社会，即便残酷，那也是唯一的出路。从前，她就是只想抓住和孩子在一起时的眼前幸福。为此不惜放弃工作，并恶狠狠的用“说出去就杀死你”来要求同事保密。然而，在和女警官的“对峙”中，她被视为“绝对不能原谅的女人”“诱拐犯” 。她也知道无论如何解释，自己断然不会被对她来说亦是“另一种女人”的人所理解。她们之间有一堵永远也打不破的玻璃墙。

在生存困境面前，一个选择了放弃做母亲的义务，另一个则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机会。这就是这些影视作品所折射出的一部分日本女性的生存现实，也是身为母亲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