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人如何迈向更好的公共讨论？ | 专访唐小兵( 三 ) 撰文|||刘亚光二十世纪初和二十一世纪

除了同辈的影响，我此前学习新闻学的经历也起到了作用。选择研究方向时，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从相对熟悉的领域出发，那当然就是和新闻有关。第一次跟许老师谈硕士论文选题的时候，许老师建议说，既然你教过报刊史，也有专业背景，不如去看看《大公报》的星期论文，看看能不能围绕公共舆论的问题做点研究。

当我开始看史料的时候，发现我对《大公报》“星期论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些文章大都在讨论我关心的公共议题，包括民主与专制、教育变革、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等等。所以我很顺理成章地把新闻传播学和历史研究做了一个结合，做了一个关于1930年代的公共舆论的研究。到了博士论文我把这个议题拓展到了上海《申报》“自由谈” 。

新京报：在《十字街头的知识人》等作品中，你已经展开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和媒介关系的研究。其实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和那个年代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都处在一个媒介环境发生剧变的时代。那个年代可能是报刊这些大众媒体的崛起，当下是互联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一个对照，和那个年代相比，在当下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媒介之间有一种怎样的关系？

唐小兵：晚清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和新式媒体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新式媒体其实为晚清那些科举不顺利的失意文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扩大公众影响力的平台。尤其是到科举完全废除以后，知识分子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这些发声的渠道就非常重要。

但同时，当落寞的知识分子突然掌握了这样一个传播的利器，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志得意满乃至过于膨胀的情绪。言论的作用会被给予不切实际的期待，甚至有时候，很多知识分子会为了达到一个声动天下的效果去做一些夸大其词的宣传。比如清末满族人和汉族人大部分时候是隔离居住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太多交集，当时就有知识分子为了革命的动员，去杜撰了很多汉人和满人之间的冲突。了解报刊史的都知道，中国的报刊从一开始比较重视政论，并不非常强调遵循新闻的专业主义，对于事实的调查标准并不严格。所以对那个时代来说，新式媒体总体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一些启蒙观念的普及，但是也会造成民意的沸腾，而这些引导民意的言论，很多时候并不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我现在经常会跟我的学生讲，还是尽量多读点书尤其是经典型的著作，这些才能锤炼逻辑滋养心灵，你在网上冲浪花四五个小时，可能不如你静下心来做一个小时高质量的严肃阅读。

新京报：你提到晚清时期新式媒体的涌现对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其实现在的媒介环境也给希望影响社会的知识分子制造了一个悖论。学院内从事严肃研究的学者如果希望影响社会，可能更多还是得通过互联网平台等渠道，而这种知识传播很可能使得他们传播的内容趋于庸俗化、碎片化，不再严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