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人如何迈向更好的公共讨论？ | 专访唐小兵( 二 ) 撰文|||刘亚光二十世纪初和二十一世纪

然而，学者与媒介的密切结合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和批评。学者借助媒体资源走向公众让学术变得通俗化，但亦有人警惕“通俗”可能会滑向“庸俗” ，让严肃的知识成为纯粹为了迎合多数人的趣味和吸引眼球的碎片化消费品。同时，在当下的舆论场域中，偏激的观点常常压倒理性的建议，文雅的表达常常败给疯狂和粗鄙。良性公共讨论环境的缺失，也让学者们的真知灼见是否能真正有效地影响公共观念，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当代知识人如何迈向更好的公共讨论？ | 专访唐小兵。太阳底下无新事，其实早在晚清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就曾经面临过相似的机遇与挑战。彼时，新式媒体同样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中国社会中，只是当时的“新媒体” ，指的其实是报纸这类大众媒体。新式媒体给当时日渐边缘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发声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也是台湾青年历史学者李仁渊的《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讨论的话题。

在新近出版的书评集《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唐小兵就曾对好友李仁渊的这部作品作出过高度评价。作为当今中国历史学界较为活跃的青年学者，唐小兵的本科却是在新闻专业度过。因为偶然读到日后导师许纪霖的《另一种启蒙》，深受触动，阴差阳错地就这么走上了“以历史为志业”的道路。日后选择重点钻研晚清民国报刊史与知识分子史，也与这段新闻系学习的经历有所关联。

当代知识人如何迈向更好的公共讨论？ | 专访唐小兵。从做博士论文开始，唐小兵就一直关注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近年来，除了专业学术写作之外，他也在各类媒体中撰写书评类文章，搭建严肃知识与公共智识生活之间的桥梁，以知识人的身份参与推动公共讨论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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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唐小兵著，东方出版社， 2020年3月。

对话唐小兵

新京报：进入历史学的大门后，你是怎样在历史学中确定知识分子研究和中国革命研究这些具体的研究方向的呢？

唐小兵：确定研究方向首先是因为前辈和同辈的影响。华东师大是中国人文学科的重镇，不仅我的导师许纪霖是研究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史的学者，当时的同门王晓渔、成庆、宋宏兄等都非常优秀。受到了同辈和师长的强烈刺激，当时我读书就非常拼命。同时，华东师大历史学系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从吕思勉先生到陈旭麓先生再到今年7月去世的王家范先生，形成了一种长于考证勇于思辨的历史研究传统，而像本校杨国强教授、张济顺教授、杨奎松教授、刘擎教授等学者的研究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在华东师大人文传统之外，影响我最深的是从余英时先生到王汎森先生的文史研究传统，他们的研究议题、方法、视野和写作风格等成为我百读不厌的经典。